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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09年开罗演讲两周年前夕，善于演说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又以一篇“新中东政策”的演说，为一轮“中东马歇尔计划”拉开帷幕。

　　在演说中奥巴马称赞了“阿拉伯之春”中中东各国民众追求民主、反抗专制的勇气，以及在突尼斯、埃及等国取得和即将取得的“推翻独裁者”的伟大成果，强调了美国政府对阿拉伯民众正义事业的支持，和“改变美国中东政策”的必要性。他强调了击毙拉登和联军干预利比亚事务的“重大意义”，并保证美国将向埃及、突尼斯等获得“阿拉伯之春”阶段性成果的国家提供数十亿美元经济援助，继续不遗余力地帮助阿拉伯世界人民“获得人类所共有的权力”，并将中东、北非的变局称为“美国外交的新篇章”。

　　自“阿拉伯之春”以来，美国政坛对奥巴马政府相对稳健、保守的立场感到不耐烦，希望美国政府在“支持阿拉伯民主化”事业上态度更积极、更主动，力争让中东的变局更符合美国的利益和心意。在拉登被击毙后，奥巴马终于在自己的“短板”方面也超越了他的前任小布什，拥有了主动打开这一话题的底气，通过演讲和随后的实际行动为两年前的开罗演讲“还愿”，精心包装出一个“新中东政策”，也就显得水到渠成。

　　然而，演说容易，落实却难。

　　突尼斯是最早“变颜色”的典范，但国内政局至今不稳，大量民众外逃的状况并未改变；埃及虽然开始清算穆巴拉克，但军官团和兄弟会左右政局走向的传统没有变化，当初积极投入广场运动的自由派（如六九运动等）反倒被边缘化，甚至被欧美官方遗忘。奥巴马和美国政府如何将空洞的演说变为实际行动、尤其切实支持基层“阿拉伯民众”的实际行动，恐怕不是易事。

　　尽管奥巴马刻意讳言，但事实上被推翻的突尼斯、埃及旧政权都是亲美、亲西方的，这种变化如果硬说是“新中东政策”的成功，那么也只能说美国的“旧中东政策”失败了。不仅如此，新的突尼斯临时政府固然依旧亲西方，国内反西方情绪却明显增强，而埃及朝野的态度则更微妙，和伊朗改善关系、解除对加沙地带的封锁，都是足以令美、以不悦的动向，对此，“新中东政策”并未拿出有效的药方来。

　　“新中东政策”的三大支柱，首先是经援，其次是道义鼓励，第三则是解决积怨问题。经援问题相对简单，但债台高筑的美国能否支撑一个又一个阿拉伯“新政权”的经济要求？仅仅像对待埃及这样，免除10亿美元债务，许以一些未来的援助项目，是不足以解决这些国家严重的食品短缺、就业和贫富不均问题的，而这些问题恰是“阿拉伯之春”的重要成因；道义鼓励是容易的，阿拉伯各国民众具有朴素的反贪腐、反专制、追求自由生活愿望，但正如许多欧美媒体所坦言，这些愿望未必与美国的鼓励有关，一手反专制、一手反美的现象，在已经“胜利”和正在斗争的几国都司空见惯；至于积怨问题，就更不那么简单了。

　　许多中东问题专家都指出，中东最棘手、也最能检验美国真正态度的问题，是巴以问题，任何美国式的呼吁一旦碰上这块礁石则变得苍白无力。3年前奥巴马强迫以色列停建居民点，推行中东和平路线图，如今3年过去并无进展，局势反倒因巴勒斯坦内部的整合、以色列政局的变化，和叙利亚-黎巴嫩形势的复杂，变得越来越微妙。正如以色列“和平论坛”负责人布伦斯坦日前所表示的，整个中东所期待奥巴马的，首先是解决巴以这个中东死结，否则一切效果存疑。

　　恰是在这个问题上，奥巴马或干脆说任何一个美国总统都“创意”不起来，没有任何人敢牺牲以色列的任何利益，去换取阿拉伯人“公平”的赞誉。此次演说，奥巴马仅小心翼翼提到“1967年边界”，就立即引发以色列的勃然大怒，因为这意味着放弃半个耶路撒冷，而这是以色列所绝不能接受的，可即便这个“1967年边界”，也未必能说服整个阿拉伯世界采纳。

　　此外，猛烈抨击叙利亚，大谈伊朗“专制”之祸的奥巴马，却对残酷镇压示威者的巴林、顽固实行君主专制的沙特和卡塔尔视而不见，这样“卡通化”的表述，可以在美国听众中得到广泛共鸣，却很难为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听众所接受。

　　事实也正是如此，法国《费加罗报》认为，在阿拉伯世界，尤其阿拉伯年轻人当中，奥巴马并非“万人迷”，支持率恐怕只有10%上下，而“阿拉伯之春”在很大程度上是本地区固有矛盾的计划，而非奥巴马或其他外力推动的结果。皮尤中心所做的一系列民调更显示，奥巴马和美国在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民意支持率非但未曾提高，反倒持续下落。不管是出钱还是出力，倘在阿以等几个“老大难”问题上解答照旧，所谓“新中东政策”在中东人看来，无非是改头换面的“旧中东政策”罢了。

　　不过必须看到，奥巴马的演说并非仅仅对外，其重要、甚至可以说主要受众，是国内的政坛、智库、国会和选民，毕竟中东问题是个长远问题，可以且只能从长计议，而连任大计却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缓的急就章。

　　（中国日报网特别评论员 陶短房 编辑：小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