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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澳)安德鲁?塞尔斯，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格里菲斯亚洲研究所研究员

　　译 者：段然/张荣美

　　内容提要：1988年大规模民主改革使缅甸开始吸引全世界的注意，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学者和学生大幅度增长，在此之前，缅甸研究鲜有问津。然而，研究人员依旧面临若干重大挑战。与五花八门的区域研究一样，缅甸研究因视野狭窄以及缺乏严谨理论，一直受到“科学”学派研究者的责难。再者，在缅甸这样一个封闭的国家，研究工作难以进行。尽管新军人政府放宽了控制，田野工作始终受限，可靠消息难以获得，因此研究领域里充斥着各种传言与谬见。更甚之，1988年以来缅甸研究团体的学术研究日趋两极化，而且在公众舆论中，政治和道德干预较之客观分析更有影响力。所有这些因素给当代缅甸研究带来了负面影响，更使得相关学者以及其他群体对这个灾难深重的国家理解受到很大的限制。

　　这里所说的一切仅仅是这个宽泛主题的入门而已。即使你投生到缅甸生活20年，你也仅仅站在这一重要研究的门槛边。但是无论如何，与日俱增的兴趣仍然会使你义无反顾地朝研究一步步迈进。

　　科林?梅特卡夫?安立奎(Colin Metcalfe Enriquez)

　　《缅甸的魅力》(A Burmese Enchantment)①

　　在非缅甸学者中，有关缅甸的研究和分析一直都不是一个热门议题。与许多其他对象国的已有研究成果相比，关于缅甸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即使在像经济学和政治学这样学科覆盖面更宽的主流研究成果中，缅甸也很少受到关注。但是，在过去的100年间，主要在美国、欧洲、俄罗斯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缅甸研究已经慢慢确立起其牢固的研究地位，但是学者们需谨慎研究。自1988年政治动荡以来，缅甸吸引了新一代学者研究缅甸，他们不只来自上述国家，而且还有澳大利亚以及包括缅甸在内的东南亚各国。2007年9月缅甸发生的“袈裟革命”惨剧可能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趋势。

　　“缅甸研究”是一个合成词，通常是世界各地的大学以及研究机构用来描述来自诸多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例如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考古学、宗教及艺术史等，从事有关缅甸的研究，作为研究对象是地理区域上的缅甸或者目前被称为Burma/Manmar的国家。②这一类研究常常以缅语为基础，或者以缅甸主要少数民族语言为基础，例如孟族、克伦族或掸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缅甸研究可被视作亚洲研究的一个分支，它是更为宽泛的学术研究的一个子集，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被称为“区域研究”。③

　　过去的50年间，区域研究在学术界名声不佳。一些评论家，尤其是从结构化和理论化的规范上，更倾向于将区域研究视作过时的甚至是不足为信的研究方法。尽管区域研究通常被认为是结构缜密、差别细微的研究方法，但在某些领域或学科这一研究方法还是被贬低为“普适性差”或在特定学科领域内理论过于严谨。尽管存在诸多顾虑，近年来缅甸研究还是引起了较高层次的学术兴趣。这一术语依然可以用来描述那些在不同学术背景下对缅甸有着共同研究兴趣的学者所进行的种类繁多的重要研究项目。这说明，即使是缅甸这一领域的参与者，对缅甸研究的兴起和发展也一直是所知甚少的。

　　本文旨在通过描述当代缅甸研究的演变、与其他学术领域的关系及其现状，简要介绍当代缅甸研究现象，并且讨论缅甸境内外学者遇到的并依然面临的各种问题。

　　本文虽会有所涉及缅甸境内的学术研究，但主要关注的是境外学者用英语所著的缅甸方面的研究。此外，本文也会主要关注当代学术调查的国际惯例，并简要提及有关当今缅甸现状的严肃报告文学及评论。本文虽然引用了种类繁多的出版物作为例证，但本文并不是一篇综合性的文献综述。它也并非要对领域宽泛而多层面的学术活动的发展做出权威评述，以吸引众多不同视角的关注。如要达到上述目标，此文还需进一步的研究论证。借用一位东南亚研究先驱的话，这篇评估只是“一个概况，很多地方被过度压缩和简化了”。④

　　大部分研究缅甸的学者习惯于将缅甸分为不同历史时期来近进行研究。譬如说，英国在19世纪征服缅甸的3个阶段，常常被认为是“从根本上打破缅甸发展模式”的标志。⑤在那之后的主要政治事件，像第二次世界大战、1948年缅甸独立、1962年奈温将军的军事政变以及1988年新军人政权的出现，都被视为缅甸历史上重大的转折点。一些学者向这一线性方法提出挑战，并强调缅甸各朝代更迭之间、“传统缅甸社会”与殖民时期的缅甸之间，甚至是英国征服缅甸前与现代缅甸之间，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上存在着延续性。⑥虽然，历史分期模式所持的标准实际上具有主观性以及这种研究模式的局限性已被认识到，但这一模式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有启发价值的，并将为接下来的讨论所采用。

　　1948年以前的缅甸研究

　　据考证，缅甸本土学术的悠久历史可追溯到11世纪。在古代蒲甘王朝首都发现的碑文“有历史记录的痕迹”，尽管15世纪的编年史多被视为缅甸编纂史的开端⑦，但是当代缅甸研究开始于16世纪至17世纪与欧洲接触的第一次浪潮，在早期探险者的航海日志和私人日记里所描述的缅甸社会和文化与他们之前所到过的其他地方大不相同。随着与外界接触的增多，越来越多的商人、官员以及传教士造访缅甸，对缅甸的描述大量增加。这些描述也越来越具有综合性及思想性。⑧欧洲，尤其是英国在19世纪对缅甸进行殖民统治之后，关于缅甸的文字记录大为增加。

　　1852年至1942年是英国对缅甸的主要统治时期，缅甸研究以知识分子、士大夫以及传教士发表的各种题材的学术作品为基础，开始繁荣起来。他们通常采用的是当代研究的分析方法，发现并描述了许多之前未涉及的缅甸考古、历史、地理、人类学和自然科学，其中，宗教和语言类主题也受到了相当多的关注。许多作者在缅甸生活了相当长的时间，有的还学习当地的语言和习俗，这使他们的作品更为深入而真实。值得一提的是英国文职人员J.G.斯科特(J.G.Scott('Shway Yoe'))所著的《缅甸人：他的生活与理念》(The Burman:His Life and Notions)，该书一直是描述缅甸传统生活与文化的经典之作。⑨

　　这一时期出版了许多其他重要著作。如美国浸信会传教士艾多奈拉姆?贾德逊(Adoniram Judson)在1852年出版的第一部缅英词典。⑩1862年至1867年期间任英国驻缅最高专员的亚瑟?菲尔(Arthur Phayre)于1883年出版了第一部用欧洲语言写作的有关缅甸连续历史的著作。(11)继这部开创性作品后，G.E.H哈威(G.E.Harvey)于1925年所撰写的《缅甸史》(History of Burma)利用了菲尔没有用到的资料，并“着重描述缅甸前殖民时期的历史、艺术及文学”。(12)1938年，J.S.弗尼瓦尔(J.S.Furnivall)的重量级作品《缅甸政治经济概况》(An Introduction to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Burma)出版，他随即成为缅甸和英国殖民制度方面研究领域的杰出代表。(13)此外，另一个值得关注的人物是戈登?卢斯(Gordon Luce)，他与佩貌丁(Pe Maung Tin)在1933年至1939年间一起出版了《缅甸碑铭》(Inscriptions of Burma)，成为缅甸研究领域的重要人物。(14)

　　此外，像官方公报和地名录这类大量有实用价值的研究出现了。其中，地名录构成了1911年至1935年出版的一系列作品的部分内容，这些作品详细描述了全国43个行政区域，内容涵盖历史、居民、农业、矿业、贸易、交通、教育以及管理等众多领域。一些主要关于历史、地理和民族问题的短篇出现在《皇家亚洲学会期刊》的加尔各答分刊上。(15)还有一些关于缅甸的文章也能在1904年创刊的《暹罗社会期刊》上找到。然而迄今为止，发表最多学术文章的是1910年成立的缅甸研究会，该组织致力于调查研究和支持鼓励“缅甸及其邻国的艺术、科学和文学”。(16)《缅甸研究会期刊》是第一份有关缅甸研究的匿名审稿学术期刊。

　　外国人在游历了风景如画的缅甸这个殖民地后，写了许多回忆录和游记，这让有关缅甸的文献大量增加。这些出版物很大程度上记录的是个人亲身经历的和描述性的，但有时候也包含着有价值的信息和有益的观点。(17)一位观察员这样评论当时的出版作品：

　　许多书中所出现的一些漂亮的插画比这些书本身的语言更有价值，尤其是对一些地方、建筑以及当时流行的一些事物的素描和水彩画。(18)

　　这些作品影响着诸如欧美等国民众对缅甸普遍看法的形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推动缅甸研究的一个重要动力，因为当时中缅印(度)战区具有相当大的战略重要性。(19)继日本在1941年底至1942年初入侵缅甸后，各同盟国迫切需要关于这个国家及其民众的详尽信息。地理学家、地质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人类学家和其他领域的专家受邀参与大量的地图、简报以及其他军事计划实施所需文件的准备工作。(20)当时同样急需缅甸社会文化方面的背景材料，以为盟军反攻后与当地居民建立的联系作准备。(21)

　　这些研究大多与军事情报、军队后勤和军事行动有关。一些机构，如“英国三军联合测绘局”和“美国战略情报局”也开展了相关工作。然而一些新的研究被交给了研究机构的学者，尤其是美国的研究机构力图为盟国在战争中提供完善的情报支持。虽然这类研究的成果往往是保密的，但一些官方认可的出版物在战时或战后不久便能够公开。(22)此外，另一项主要的成就是凭借专门的“区域研究”及语言培训项目，来培养一批从事缅甸研究的语言学家和其他领域的专家，以便尽快满足后方军事指挥和前沿军事阵地的武装部队的需求。(23)

　　战后，这些地区研究项目不仅得以继续发展，而且向更加注重学术与研究方向的扩展。就此而言，颇具影响力的是罗伯特?霍尔(Robert Hall)在1948年向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学会提交的一篇报告。(24)该报告最初被视为美国战后自由民主计划的一部分，之后在愈演愈烈的西方与所谓全球共产主义威胁的战略竞争中，这一研究也被赋予了正当性。此外，绝大多数的资金被引入那些有着巨大战略利益的国家和地区研究项目，尤其是苏联、中国和东欧等国家和地区，其中一部分资金被直接投入到对包括缅甸在内的东南亚国家的研究。这些研究项目下的课题研究范围广泛，但通常还是集中在一些特定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历史、经济和社会问题等研究领域。(25)

　　独立后的缅甸研究

　　自1948年1月缅甸摆脱英国殖民后，吴努总理领导的新兴政府立刻专注于国内安全问题和大量的经济恢复工作中。吴努政府还采取了外交中立政策，尽可能地避免卷入超级大国间愈演愈烈的冷战冲突。事实上，缅甸没有得到西方国家的重视与资金援助，同时也没有引起诸如中国或朝鲜等亚洲国家潜在的敌意。然而，美国却强烈地感觉到，1954年于曼谷成立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将使缅甸成为该区域面临共产主义颠覆与叛乱威胁的一块关键性“多米诺骨牌”。即，如果缅甸加入共产主义阵营，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很快也会步缅甸的后尘。(26)朝鲜战争期间及战争结束之后，缅甸依然被视为是中国的“后门”，通过缅甸进行秘密的军事行动可以对抗中国。(27)

　　缅甸研究也得益于二战及朝鲜战争的美国退伍老兵对这个国家的兴趣，其中一些老兵利用“1944年军人再调整法”(通常称为“退伍军人权利法”)来从事第三方研究。1961年后，随着国别训练需求的增加，美国维和部队的创建也大大促进了区域研究，尤其是当地语言研究。缅甸最初被视为美国可能援助的一个目标，1961年，美国维和部队的指挥官访问了缅甸。但是次年奈温将军发动的军事政变阻止了援助的进一步展开，虽然如此，缅甸研究还是收益于美国各大学对东南亚项目越来越多的关注，即使这些项目主要是为了迎合美国维和部队的需求。

　　这一时期，许多重要的缅甸研究问世。20世纪50至60年代，休?廷克(Hugh Tinker)对缅甸这个新的联邦进行了全面的考察，约翰?卡迪(John Cady)、多萝?伍德曼(Dorothy Woodman)和弗兰克?特拉格(Frank Trager)分别出版了关于缅甸历史的重要著作。这四本书很快都成为研究缅甸的权威性参考书。(28)尽管由缅甸国内少数民族问题和思想意识形态冲突引起的内乱不断，但是曼宁?纳什(Manning Nash)和曼佛德?斯宾诺(Melford Spiro)等人类学家依然在缅甸从事大量田野调查研究，这使得一些关于缅甸人民生活的社会文化研究作品最终得以发表。(29)战后缅甸也有很活跃的小范围学术群体存在，当地学者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有的用英语发表，或者由外国出版社出版，包括貌貌派伊(Maung Maung Pye)、貌貌(Maung Maung)和巴乌(Ba U)的作品。(30)

　　这一系列高水平的学术活动得到了仰光-霍普金斯东南亚研究中心的支持。该中心成立于1954年，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与仰光大学的合作项目，为仰光及这一区域其他大学的教学与研究提供服务。国际问题研究院每年向该中心的毕业生提供大量奖学金。来自美国各种基金会的经费支持着缅甸其他方面的研究。如一个外来区域人员培训奖学金在1961-1962年资助了约翰?巴杰利(John Badgley)对缅甸知识精英的研究，富布赖特奖学金为理查德?巴特维(Richard Butwell)研究吴努总理的自传提供了赞助。(31)

　　然而1962年后，研究大环境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夺取政权后，奈温及其“革命委员会”立即着手实施“缅甸式社会主义”。除关闭议会和取缔一切政党(除了自己)外，奈温政权还严格限制言论和集会自由。所有的报纸、杂志和书籍都要进行审查。缅甸的学术活动和学术机构受到一系列严格的限制。虽说关于重新评估缅甸殖民的历史研究可以被接受，其他作品几乎都受到了审查。(32)通过减少资金和公开威胁，缅甸一些学者被迫只能研究政治上“安全”的课题，例如佛教玄学和缅甸语。而另外一些人则离开缅甸到西方国家的高等学府谋职。

　　由于缅甸政府对外来者的高度限制，加之缅甸国内学者也面临诸多问题，这一切使得当时在缅甸进行田野研究举步维艰。诸如仰光大学的国际问题研究院于1962年被迫关闭，总部位于美国的此类促进独立研究的亚洲基金会也被驱逐出境。外国学者和游客的入境签证最初只给24小时，但是后来，尽管官方在此方面的管制放宽了，也只是给7天。但令人欣慰的是，由于一位有同情心的当地官员的个人干预，这种限制状态不时会出现一些松懈，但也仅限于像考古学这样的“安全”学科。(33)正如大卫?斯坦伯格(David Steinberg)在1981年观察得出的结论一样，多年来“当代缅甸仍被许多学者、新闻工作者和技术开发专员视为未知领域”。(34)

　　尽管如此，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外国学者还是对当代缅甸研究作出了许多重大贡献。包括约瑟夫?希尔斯坦(Josef Silverstein)、罗伯特?泰勒(Robert Taylor)和斯坦伯格(Steinberg)本人的多种著作。(35)同样值得一提的有1983年休?廷克(Hugh Tinker)关于英缅两国1944-1948年间宪法关系的两卷官方文件选集这一不朽作品的问世。(36)很多研究，包括缅甸两位前领导人的自传以及缅甸第一位掸族总统儿子的自传，也在该时期出版。(37)重要的是，这些著作将启蒙之光投射到了这个自奈温上台后就遭受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闭的国家。

　　与此同时，缅甸研究开始面临其他一些问题。即缅甸研究很大程度上属于区域研究，像缅甸这样在世界舞台上地位不太重要的国家，就算有官员和学者给予持续的关注，但仍然是不够的。其次，虽然资金支持受到了欢迎，但这也有利有弊。正如该领域的一位主要倡导者所描述的那样：

　　战争期间及战后，绝大多数的区域研究基本上是着眼于当代的，基于此，区域研究极容易被批评是在为非学术的政治和军事利益服务。(38)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项目下的课题研究超越了直接为政府或军方服务的范围，从而在其定位上成为更为真实的“学术”。然而，众多西方学者将冷战和区域研究之间的联系视为一种对区域研究的不利因素，例如，学术研究机构因美国情报机构对其进行区域研究的支持被外界所知而日益感到压力和不安。

　　无论如何，当对全球共产主义的恐惧日渐消退，官方所倡导的地理意义上的研究也随之减少。还有来自学术界和较大私人基金会的挑战，他们青睐“跨境”研究项目，强调国家间的联系和跨国主题，诸如民主化和全球化的影响，而不是单一国家或地区的研究。尤其是在越南战争结束之后，包括缅甸在内的特定国家研究的基金明显减少。拿美国国防部来说，它停止了对外国区域手册定期出版的支持，在缅甸的这一支持行为始于1956年。(39)

　　奈温统治缅甸的26年间，资金的短缺和进行原创性研究条件的不足，使得众多学者只能转向别的领域进行课题研究。缅甸研究一蹶不振。1965-1985年间，只有143篇博士论文将缅甸作为其首要关注点。(40)根据威尔逊中心(Wilson Centre)在1986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当时只有67位缅甸专家(即声称缅语流利的人)在美国、欧洲、俄国和日本工作。(41)无疑还存在从事缅甸研究而不具备语言专长的其他学者，但数量也甚少。在1988年美国的亚洲研究协会的一次会议后，一位观察员觉得非常有必要关注一下“这些为数甚少的缅甸研究学者们，他们每年聚在一起都要哀叹缅甸和他们所从事的缅甸研究”。(42)

　　1988年之后的缅甸研究

　　然而1988年大规模的民主示威活动被镇压，缅甸成为国际新闻头条后，缅甸研究的大环境再次发生了变化。缅甸新军政府上台后，实施了更为开放的经济和外交政策，还有极具个人影响力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领导的国内反对运动的兴起，促使各国政府与国际组织给予了缅甸更多的关注。国外学者、评论员和新闻工作者再次燃起对缅甸的兴趣。美国从事缅甸研究的研究生数量大幅上升，西欧和澳大利亚从事该领域研究的研究生数量也略有增长。(43)此外，海外移民、流亡者和活跃分子决心使国际社会对缅甸保持关注。

　　在某些方面，新军人政府的遏制政策相较奈温政府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令人颇感意外而又觉得讽刺的是，它却允许更多的外国研究者进入缅甸进行更为长期的研究。当然，审查制度依然无处不在，执政当局对涉及反对党领导人昂山素季的研究尤为敏感。(44)军政府虽然对记者仍旧持怀疑态度，但却?一些学者长期签证，并对研究者假装游客进行当地舆论调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自1988年以来，大批具有重要意义的新研究成果问世，其中大部分是在大量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得出的。(45)再者，主要由于国际社会对缅甸的关注增加，有了更多可被利用的有关缅甸发展的、可进行学术研究的有价值的信息。(46)

　　在缅甸国内，当局偶尔也试图塑造促进学术自由的形象。这一行为虽然导致了一些有待商榷的材料的出版，但是也有相当数量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包括一部分英文作品)得以出现。(47)自1995年开始，仰光的“大学历史研究中心”举办了大量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国际会议，在这一系列的会上，外国学者也提交了论文。(48)但是，缅甸的高等教育体系实际上自1988年开始崩溃，以及缅甸出境限制的放松也鼓励了许多年轻的缅甸学者到他乡寻找自己的未来。这是缅甸的巨大损失，并将对缅甸的教育水平产生长期的影响。但无论怎样，在全世界的大学里从事缅甸研究的新一代缅甸学生和学者也已出现。(49)

　　虽然在1955年“人类关系区域档案”(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s)提出了“缅甸研究计划”(Burma Research Project)，并在美国军方的协助下在纽约大学启动，但长期以来，缅甸境外并没有专注于缅甸研究的学术机构。(50)然而1986年形势出现了变化，亚洲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的缅甸研究小组选定北伊利诺伊斯大学作为缅甸研究国际中心的大本营。此外，1996年，一个缅甸研究中心在泰国纳瑞宣大学成立。1999年，在瑞典哥德堡大学举行的东亚和东南亚研究中心研讨会后，北欧缅甸研究小组成立。2005年，印度的曼尼普尔大学成立了缅甸研究中心。

　　美国、西欧、俄国、日本以及澳大利亚若干大学也对作为泛东南亚研究一个分支的缅甸研究持有兴趣。(51)

　　北伊利诺伊斯缅甸研究中心在美国或者新加坡这类区域中心交替举行两年一次的会议。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通常都会在堪培拉举行关于“缅甸动态”的会议。当然，诸如华盛顿的乔治城大学和新加坡的东南亚研究所等缅甸研究中心也会举行不定期会议，为缅甸研究者提供了交换信息与见解的宝贵机会。部分此类会议还将参会论文编辑出版。(52)

　　当前缅甸境外有3本匿名评审经过同行评议的刊物。分别是北伊利诺伊斯大学缅甸研究中心每年发行1期的《缅甸研究》(The Journal of Burma Studies)，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每年发行两期的《缅甸研究公报》(SOAS Bulletin of Burma Research)和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定期发行的《缅甸经济观察》(Burma Economic Watch)。(53)缅甸境内，缅甸历史委员会定期发行多语言编写的《缅甸历史研究》(Myanmar Historical Research Journal)。这一期刊有时也接受外国学者的文章，但和缅甸其他出版物一样要接受缅甸政府的审查。(54)

　　正式学术团体之外的观察家们对缅甸研究的贡献同样值得注意。像贝蒂尔?林特纳(Bertil Lintner)和马丁?史密斯(Martin Smith)一样的新闻工作者和自由撰稿人不仅提供了关于缅甸的有价值信息和分析，尤其自1988年以来，他们还在大量的田野调查和个人经历的基础上写出了重要作品。(55)没有他们的努力，大量更具有学术性的研究将难以产生。此外，多年以来缅甸研究得益于许多官员、援助人员、活跃分子以及志愿者的认知及看法。尽管其研究很少出现在公认的学术期刊上，其出版的作品常常未能包含在学术作品的范围内，但大部分作品对缅甸现状提供了有价值的描述。(56)

　　自缅甸独立以来，众多新闻工作者、旅行作家及游客到访缅甸，并记录下了他们的经历。与殖民时期的各种游历者一样，有些人用敏锐的观察记录下了关于缅甸及其边境地区发展的有用信息材料。(57)还有少数冒险家深入到通常不允许外国人接近的地方或是多年来外国人没去过的地方。(58)

　　作为学术探索的敏感领域，缅甸研究自1988年以来经历了某种意义上的复兴，但它仅仅是亚洲研究这一广阔领域中很小的一部分，同时，和其他区域研究项目一样，缅甸研究饱受那些更成熟的、“科学”的学科研究者的批评。可能在某些方面，这并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它对该研究的基金投入以及大学和其他高校接受缅甸作为合理学术研究对象存在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