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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尹伊文 手机看新闻保存到博客大|中|小打印.　　埃及的经济改革使一批寡头崛起，操纵了国家经济。

　　造成宗教复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对现实的失望，面对经济的失衡、社会的不公、道德的沉沦、消费主义的泛滥、工作生活的艰难，许多人感到在世俗社会中找不到出路。

　　我到达开罗时，恰在埃及议会大选前夕，解放广场上连续几天爆发了激烈的示威活动。示威者主要是自由派，他们公开的诉求是要求临时执政的军方委员会立刻下台，把权力交给文官政府。

　　这个诉求有点令人费解，因为交权应是大选后的事，现在即使搞出一个文官政府，也不是民主选举产生的。了解情况后才知道，在这个公开诉求背后有更为实际的目的。由于民调显示伊斯兰派的政党将在议会选举中获胜，自由派只能得到很少席位，而自由派是2011年初埃及阿拉伯之春运动的主要力量，他们付出鲜血推动了革命，但现在眼看革命果实要落入别人的口袋，他们想阻止大选。

　　大选结果不出所料，伊斯兰派的政党大获全胜，两大伊斯兰党在议会中共得约73%的席位，而在示威中积极奋战的一个自由派政党“继续革命”则只得到1.4%的席位。

　　为什么伊斯兰派的政党能够“摘取”阿拉伯之春的果实呢？答案要追溯到引发阿拉伯之春的三个深层原因：经济发展失衡、文化价值困惑、外交政策不公正。

　　不公正的私有化带来什么

　　失业是引发阿拉伯之春的一大原因。埃及的失业率很高，但它的经济增长并不缓慢，尤其是2006年至2008年，连续三年GDP年增长率都达到7%，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在受到世界金融危机重创的2009年仍能保持5%的增长率。

　　埃及的经济增长应归功于它自199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埃及曾有相当大的非市场经济成分，譬如国有企业很多、不少商品价格受政府干涉等等。1990年代初，由美国资助的智库“埃及经济研究中心”（ECES）成立，推动了一系列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这些改革促进了经济增长，但也带来了潜藏的社会问题。

　　引起最多社会问题的一项改革是国企私有化。从实际后果来看，其问题一是增加了失业，私有化后的国企为了利润最大化，减员增效，大量裁员。二是造成了垄断，原有的私企大量收购自己行业中的国企，以扩大自己在此行业中的市场份额，譬如一个水泥跨国公司在收购了水泥国企后，就垄断了埃及的水泥行业，其后果是大肆提价，祸及民生。三是引发了大量的腐败，和穆巴拉克的特权圈子有关系的人趁私有化之机攫取国有资产，很多国企的价值被有意地低估，贱卖给这些特权者。结果造成优质的国企很快被特权者廉价买光，劣质的国企无人问津仍留在国家手中。于是国库亏损了，特权者的财富巨增了。

　　这三个问题使广大民众愤怒，改革的代价要由穷人来付出，而改革的果实却被特权富人独吞。造成如此恶果的原因主要有三个。

　　第一，穆巴拉克的专制体制为不公正的交易提供了平台。

　　第二，缺乏相关的配套法制和政策，譬如反垄断法、帮助下岗者再就业等措施没有跟上。

　　第三，私有化的浪漫情结使许多新自由主义者迷信私有化万能，以为只要私有化了，一切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因此不认真做全盘的筹划。

　　埃及的经济改革使一批寡头崛起，操纵了国家经济。譬如钢铁大王伊兹，他以前做钢材进口生意，1999年在私有化中获得了亚历山大国家钢铁公司，2007年他属下的钢铁产量已占全国产量的70%。又譬如沙维瑞斯家族的几个成员，分别在电信、建筑、酒店等行业中拥有超大公司，其中三人同时登上福布斯2007年“中东最富20人榜”。

　　寡头中有两位是穆巴拉克的儿子：贾迈勒和阿莱。贾迈勒是智库ECES的创始人之一，在他的鼓动下，穆巴拉克任命了一批与ECES关系密切、有寡头背景的人做部长。这个被称为“贾迈勒内阁”的圈子，按照新自由主义的理论重组埃及经济，推出了一系列私有化、减税、去管制、撤销价格补贴的政策。

　　这些政策给上层富人带来了厚利，按照新自由主义的滴漏效应理论，下层穷人也会得到利益，理由是富人多赚了钱就会多消费多投资，因而能增加就业，穷人可以通过“滴漏”从增大的蛋糕中分到一杯羹。但滴漏效应并没有出现。经济增长并没有创造大量的就业，埃及的失业状况严重，尤其是年轻人的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徘徊在30%左右。

　　这是因为富人投资的那些经济增长行业不是劳工密集行业，劳工密集行业利润低难以吸引投资。另外，企业家为了利润最大化，宁愿让员工加班，也不愿雇新手，尤其不愿雇刚从学校毕业的年轻人。在新自由主义的大环境中，私人企业家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而不是增加就业，他们不考虑企业的社会责任。滴漏效应的出现，需要企业社会责任感这一催化剂。

　　埃及的高失业率和贫富悬殊造成了一个怪现象：经济增长，贫困人口也增长。世界银行的报告指出，从2000年到2005年，埃及的贫困人口增加了17个百分点，尤其是在农村，竟然增加了21个百分点。

　　当大量人口陷入贫困的时候，伊斯兰组织伸出了民生服务的援助之手，颇得人心；他们还提倡传统道德，抨击自由主义政策导致的腐败，更是吸引了选民。

　　宗教复兴浪潮

　　伊斯兰派政党的崛起与近年来的宗教复兴浪潮密切相关。近十多年来，埃及的清真寺数量大增，1986年平均每6031个埃及人才有一个清真寺，而2005年平均每745个人就有了一个清真寺。年轻人在宗教复兴浪潮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大批地涌到清真寺参加活动，年轻妇女不仅戴上了特殊的宗教头巾（hijab），还蒙上了面纱。而十多年前，埃及妇女戴这种头巾的人很少。2007年，穆巴拉克的文化部长曾批评妇女戴这种头巾是“倒退”行为，结果引起强烈抗议，最后他不得不辞职。

　　造成宗教复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对现实的失望，面对经济的失衡、社会的不公、道德的沉沦、消费主义的泛滥、工作生活的艰难，许多人感到在世俗社会中找不到出路，因而转向宗教去寻求解决的答案。

　　埃及的穆斯林兄弟（穆兄会）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口号：“伊斯兰就是解答。”穆兄会是1928年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时代创立的伊斯兰运动组织，它的终极目标是要使伊斯兰教法成为个人、家庭、社区、国家的指南。虽然它的一些成员曾卷入过暗杀等暴力行动，但它的大多数成员还是在体制内采用渐进的、非暴力的方法来追求终极目标。

　　穆兄会主要采用了三种方法。第一种是选举的方法，2005年穆兄会支持的候选人在议会中获得了20%的席位。

　　第二种方法是渗入和控制许多专业行会组织，譬如，工程师联合会、学生联合会等等。这些组织以前多数是自由主义派、民族主义派的天下，穆兄会通过长期默默的工作，尤其是许多办福利的措施（如会员医疗保险等），渐渐取得了控制权。

　　第三种方法是在草根社区建立社会服务网络，譬如提供教育和医疗服务，在许多贫困的社区，这些本应由政府或市场提供的服务严重缺失，穆兄会的服务成了唯一的“解答”。在1992年开罗地震的时候，他们给灾民提供的援助比政府的更快更好。

　　穆兄会的成员都要交纳会费，数额大小根据个人的经济状况，这为穆兄会的活动提供了可靠的经费来源。它的成员都很有组织性、纪律性，这在阿拉伯之春的示威活动中表现得非常突出。

　　由于穆兄会的一些成员曾经卷入过恐怖暴力行动，也由于它的强大组织力量，穆巴拉克政府对它的活动屡加限制，而且对它的形象进行了恐怖化宣染。

　　为了防止穆巴拉克利用穆兄会作借口来镇压，穆兄会在激情澎湃的解放广场抗议活动中极为冷静低调，它让成员们以个人身份去参与活动，不打出穆兄会的牌子，而且还进行了很好的组织分工，譬如派会员分批去游行，既能保持广场上的示威人数，又能避免自己的成员疲劳过度。负责人还让会员不要带《古兰经》而带埃及护照去游行，以便显示更大的包容性。

　　穆兄会的民生关注和组织能力使它在选举中大获全胜，它领导的政党成为议会中的第一大党。

　　巴勒斯坦症结

　　造成埃及人对现实失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巴以问题。埃及是和以色列签订和平条约的第一个阿拉伯国家，虽然以色列退还了被占领的埃及领土，却百般刁难与和约相关的另一项协议。

　　埃以和约是在美国斡旋下达成的戴维营协议的直接产物，戴维营协议包含两部分：“埃以和约”与“中东和平”。根据戴维营协议，埃以和约批准生效后一个月，就要进行磋商，以便在巴勒斯坦举行选举，产生巴勒斯坦的自治政府。但是，埃以和约在1979年签署之后，不仅“一个月后磋商选举自治政府”没有发生，以色列还大肆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犹太定居点。这种建立定居点的行为是完全违反国际法的，根据日内瓦第四公约，占领国当局不可以把自己的国民移居到被占领的土地上。美国是日内瓦第四公约的签署国，但它却允许了以色列这样的行为。

　　埃及和巴勒斯坦唇齿相依，埃及人能从近距离感受到犹太定居点给巴勒斯坦人造成的种种伤害，譬如定居点占据了巴勒斯坦的大部分水资源，犹太人使用了75%以上的水；在夏天供水紧张时，以色列控制的自来水公司经常切断对巴勒斯坦居民的供水，定居点里的犹太人可以用自来水浇草坪、灌泳池，而周围的巴勒斯坦人却连饮用水都没有。

　　以色列为自己的非法行为辩护时，常强调巴勒斯坦人不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西方媒体也认同这种说辞，但许多埃及人却看到了这种说辞掩盖的一个关键问题：难民回归权利。

　　在以色列发动的1948和1967的两次战争中，许多巴勒斯坦人被驱离家园，成为难民，目前这些难民及其后代共有四百万人以上。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充分肯定了回归权利，联大3236决议更是特别强调了巴勒斯坦难民的回归权利是不可剥夺的人权。以色列则一直极力反对这些难民的回归，因为如果允许他们回归成为以色列公民，将改变以色列的民族结构，犹太人将难以成为以色列的多数民族，以色列将不再是“犹太以色列国”。

　　以色列要巴勒斯坦人承认的是“犹太以色列国”的生存权，而不是“多民族以色列国”的生存权。而巴勒斯坦人若承认了“犹太以色列国”的生存权，则等于是放弃了自己的回归权利。巴勒斯坦人可以承认的是“保障难民回归权利”的“多民族以色列国”的生存权。

　　定居点非法和回归权不可剥夺是国际法中的两条重要原则，这个国际法体系是西方国家主导建构的，是维护国际次序的法制基础，然而当以色列公然违法时，西方国家却听之任之，这样的国际次序现实使埃及人失望。穆巴拉克追随美国偏袒以色列，甚至不顾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批评，和以色列联手封锁加沙，摧毁加沙的经济，这更使埃及人愤怒。

　　伊斯兰派政党在竞选中表达了支持巴勒斯坦的坚定立场，而且穆兄会已帮助巴勒斯坦分裂的两派联合起来，加强了反对以色列的力量。

　　潮流的变化

　　当示威浪潮把穆巴拉克赶下台时，很多示威者相信民主选举将为他们选出满意的领导人。但结果却使自由派的示威者失望，因为选出的伊斯兰政党并不是他们满意的领导人。一位“继续革命”的示威者说，他们要继续示威，直到产生他们满意的领导人。但是，继续示威能产生满意的领导人吗？能解决经济和外交问题吗？

　　当阿拉伯之春爆发时，有人将它和二十年前的东欧变革相比。不过，虽然二者在街头行动方面相似，但深层内涵却很不同。这种不同，反映了二十年来世界潮流的变化。当年东欧变革时，人们对未来的政治、经济、外交政策有共同的信念：政治要搞西方式的自由民主选举，经济要搞西方式的市场自由主义，外交要搞亲西方的政策。

　　但眼前的现实挑战了这种信念。以埃及为例：在政治上，民主选举没有选出自由派；在经济上，新自由主义政策造成了经济失衡；在外交上，亲西方的政策不公正。

　　面对政治、经济、外交的各种问题，没有现成答案，西方模式已不再是“解答”，埃及需要探索新的道路。埃及的教训值得中国在探索自己道路的时候深思。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