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666

那支在对抗“四国联军”中诞生的“奇兵队”，随后也成为倒幕战争的主力，被称为日本第一支近代化军队。这支军队的缔造者高杉晋作（1839-1867），是一位文武全才的知识分子，阳寿虽短（28岁），却在日本近代史上留下浓墨重彩。

高杉晋作幼读私塾，精通剑术，并在“军舰教授所”学习航海术，大力提倡西学。就在长州攘夷运动前一年（1862年），幕府派出商船“千岁丸”，前往上海进行贸易，高杉晋作随船前往。

在上海期间，高杉晋作深入了解中国情况，大量购买西学书籍，就是他发现了《海国图志》居然在清国绝版，并为此深感不解与遗憾。

根据他在《游清五录》中的记载，他到书店去购买陈化成（抗英名将）、林则徐兵书，店主却向他推荐《佩文韵府》。高杉道：“《佩文韵府》等与我无要，有陈忠愍公、林文忠公两名将之著书，则我虽千金要求之矣。”
此店主号称知兵，于是两人笔谈起来。高杉问：“贵邦与俄罗斯和亲最好，近世之事情如何？”店主道：“俄罗斯国，在鄙国通商，感我朝厚恩，所以助兵助饷之举，和亲之说，想是齐东野人语耳。”

高杉不仅嘲讽道：“口唱圣贤之语，身为夷狄之所役，齐东野人。真齐东野人耶，呜呼！浮文空诗何足当，目无一丁字兵卒，可叹可忧。”他感叹中国知识分子陶醉于空言，不尚实学，“口头尽说圣贤语，终被夷蛮所驱使”，因此作诗道：“临敌练磨文与武，他年应有建功勋”，“蛮樯林立穿云处，独扶宝刀对日明。”

使节团中的一名下层武士峰洁，在沪上目睹清军状态后，便声言：“若给我一万骑，率之可纵横南北，征服清国。”

当时的日本还相当落后，中国则已经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即将进入“同治中兴”，但日本使节却从上海一个剖面，轻易地看透了中国的内在问题。他们触及到了一个相当严峻的事实：中国社会、尤其知识分子们有着病态的“崇文抑武”。


早在清初，思想家颜元就指出：“衣冠文士羞于武夫齿，秀才挟弓矢出，乡人皆惊，甚至子弟骑射武装，父兄便以不才目之”，他痛陈道：“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矣！”，并认为其根子里就是“千余年来，率天下人人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庵(朱熹)为之也”，“长此不返，四海溃弱，何有已时乎？”（《朱子语类评语》《存学编》）。

文弱，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与日本知识分子最大的差别之一

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弱，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始于宋代。当赵匡胤取得天下时，基于五代时期“枪杆子出政权”的乱象，一方面“杯酒释兵权”，另一方面“以文臣知州事”，不仅夺了丘八们的权，干脆连枪杆子都藏了起来。到了宋真宗手里，宋室达到强盛顶峰，真宗皇帝更是御笔亲撰《劝学文》，宣称“书中自有千钟粟”、“黄金屋”、乃至“车马多如簇”，鼓励“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给天下人放了根很诱人的胡萝卜。

其实，早在宋代之前的盛唐，当唐太宗李世民看到新进士们“缀行而出”时，很自得地说了句大实话：“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唐摭言》），深刻地昭示了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我们甚至还可以推溯到更早，在“六王毕、四海一”的秦始皇年代，赢政大帝借着新政权的专政威力，干脆把天下利器尽行收缴，邻里乡亲不仅在法律上连坐，在生活上也只能几家合用一把菜刀，真正亲如一家人。史书记载，这些利器被集中到京城咸阳，铸成了十二尊大塑像（不知道是否按照始皇帝的尊容量身度造的，待考证）。这场史无前例的大炼钢铁运动，其实已经将中国人的骨头尽除钙质，“秦汉而来中人之屈服于专制者二千有余岁矣” （[清]麦孟华《说奴隶》）。梁启超更将此概括为“一人为刚万夫柔”（《中国武士道》），“数千年民贼，既以国家为彼一姓之私产，于是凡百经营，凡百措置，皆为保护己之私产而设，此实中国数千年来政术之总根源也”（《中国近十年史》）。

同样作为牧民之术的科举，在政治技巧方面，显然比始皇帝收菜刀要更有技术含量。“万人争过独木桥”，不仅为磨折精英阶级的棱角提供了砂轮，也为廉价赎买知识分子提供了硬通货，用 “给出路”的方式换取了忠诚，并建立了对权力和利益共享的默契。清初的康熙年间，用开“恩科”的方式，就成功地消解了朱明遗民对新朝的敌意，几顶乌纱帽胜过百万兵，仅从这点政治手腕看，爱新觉罗家能坐两百多年的天下，绝对不是偶然的。此后国史上也不乏在大灾大难之后，用科举来消解民间的积怨，把全国人民的思想和注意力统一到该统一的地方上去。

从始皇帝年代开始，中国知识分子便成为权力菜场里的大葱，所谓“学得文武艺，卖于帝王家”，连躲到终南山上装隐士这样富含“小资情调”的方式，也成为自我炒作的捷径。颜元说得十分透彻：“宋元来儒者却习成妇女态”，全国成了一个放大的禁宫，绝大多数人在精神上被集体去势，而望眼欲穿地、苦心孤诣地等着权力的临幸。到了明代，甚至连开疆拓土、戎马征战的军国大事，也必须在宦官的监督下进行。著名的郑和下西洋，在令后世中国人自豪的同时，也为郑和的宦官身份尴尬不已。一个民族仅纯的一点阳刚，却要通过一个太监去实现，这既是三宝太监个人的荣耀，也是整个民族的悲哀。至于《易经》所谓“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则只被当作对内“去势”的手术刀，而非对外征伐的利刃。“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从此成为中国之痛，对此，“圣人”朱熹自我宽慰道：“古先圣王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于威强，而在于德业;其备不在于边境，而在于朝廷;其具不在于号令，而在于纪纲”。在这样的精神指引下，中国从鸦片战争开始直到甲午战争结束，整整五十五年后，才痛感要变法图强。


甲午战争期间，大量西方记者跟随日军采访，他们惊讶地看到貌似强大的清军居然如此羸弱。虽然拜洋务运动的开放成果，清军精锐部队淮军的武器装备甚至强过日军，但依然战斗力低下，而且军纪极其败坏，几乎没有后勤供应，“中国皇帝好象忘了士兵们要吃军粮、发军饷”。一些西方报道说因为清军实在纪律太差，扰民太甚，朝鲜人将日军当作解放者来欢迎。王安石当年就曾指出：“至于边疆宿卫之任，则推而属之于卒伍，往往天下奸悍无赖之人” （《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西方记者也马上看出了门道，Good iron is not beaten into nails; good men are not made into soldiers（“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便成为当年西方读者耳熟能详的中国成语之一。作为社会精英和中坚力量的知识分子，则被有意识地导引到了“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彀中”了。

日本的知识分子就似乎没有这么好的行情，他们缺少像中国皇帝那样的大主顾，可以对士人进行“统购统销”，因而还是不脱“野蛮”，保持了尚武的旧习，即使在很想学学中国老大哥建立中央集权的德川幕府眼中，“左文右武，古之法也，不可不兼备矣”（1615年《武家诸法度》）。日本“读书人”居然身佩双剑，曾经给来访的大清学者们极大的震撼。

“崇文”与“尚武”的分歧，造成中日两国知识分子在向西方学习过程中的巨大差异。同样被西方的“船坚炮利”所震撼，中国甚至比日本更早地获得了制造西式枪炮的人才和技术，但却严加控制，担心被“盗贼”所用，继续秉承秦始皇收菜刀的光荣传统。而在日本，只因为葡萄牙人“带来了火枪”，人们就“怀着感激的心情虔诚迎接”（英国史学家萨索姆），日本的知识分子甚至全身心地参与到西式武器的研制中, 枪支和火药的制作方法传入日本后仅十二三年，日本全国已有万支步枪。书生研究杀人利器，而且“枪支泛滥”，这在全面禁止民间持有武器的中国是不可思议的，而日本学者却坚信这直接或间接帮助“民众知识分子们”提高了“开始觉醒的现实主义、客观主义乃至合理主义的知性道理的精神”。

在西方压迫下率先觉醒的日本知识分子，将民族救亡作为首要目标，兵学因此成为显学。他们面前既没有金榜提名的胡萝卜，后面也没有莫谈国事的大棒子，加上明治维新前后大量武士转变为知识分子----包括前文说提到的伊滕、井上、高杉等都是武士出身，日本知识分子群体便具有了浓烈的阳刚气息。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出了不少“儒将”，不仅能打仗、打胜仗，而且还能写一手漂亮的汉诗，写起中文告示来也能把自己堂皇地包装为仁义之师，忽悠水准丝毫不亚于中国的刀笔吏。

与中国同道的“妇女态”不同，日本知识分子的“尚武”精神，不仅体现在战场上，也体现在内政上。明治维新前后，日本知识分子开始享有很高的自由度，政党政治开始建立，言论自由得到基本保障，报刊空前繁荣，他们可以自由地批判政府，思想交锋更是盛极一时，既有呼吁征服支那的国家主义呐喊，也有重视民生的平民主义的呼唤，著名思想家德富苏峰就曾说：“没有‘居住与茅屋之中’的劳动人民的幸福，则‘绚烂之军备、辽阔之殖民地与强大之帝国’均无任何价值”（《将来之日本》）。

明治维新区别于中国洋务运动的特征，一在于实行了政治体制改革，建立了民众参与程度更高的君主立宪体制；另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大力推行了义务教育，全民“知识分子化”。国家的有限经费，在资助官员、贵族们出国考察外，更是大力推行基础教育。这其实是一场具有日本特色的不流血的“阶级革命”，通过教育（当然还有其他改革）打通了不同阶级的隔膜，为中下阶级（尤其是中下武士阶层）通过自身努力获得更高社会地位提供了空间。我们甚至可以说，自西南战争后，日本便只有外战而没有内战（或所谓的革命），一靠立宪制度提供了政治上的相对自由，及时释放了社会的积怨；二靠教育的普及提供了个人奋斗的阶梯。而甲午战争的巨额赔款，更是大量被用于日本义务教育的普及，而不是兴建歌功颂德的“十大建筑”之类。

甲午战争期间的著名间谍学者荒尾精，曾撰写《兴亚策》，阐述了他的兴亚思想。在这篇给日本高层的上书中，他指出如果日本能掌握中国，“以其财力，养一百二十万以上之精兵，配备百艘以上的坚舰而绰绰有余。若再将日本的尚武精神与中国的尚文风气相融合，并行不悖，相辅而进，则东洋文明必将发扬于宇内，宣示亚洲雄风于四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