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主义与社会主义（上）
――霍尔瓦特的社会理论述评
?顾自安
（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   361005）
一、霍尔瓦特及其理论简介
     （一） 生平
     勃朗科? 霍尔瓦特（ Branko Horvat）是世界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前南斯拉夫现克罗地亚著名经济学家、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他1928年出生在克罗地亚，16岁参加波日加游击队和反法西斯的战争，曾被授予人民功勋勋章。战后入学攻读了工程学、经济学和哲学，先后获得理学博士和哲学博士学位，并分别在哈佛和麻省理工做过博士后研究，在全世界十几所大学做过访问学者和并应邀在80多个大学和研究所讲学和访问。
     霍尔瓦特曾担任南斯拉夫联邦经济委员会、价格委员会和管理顾问委员会要职，并领导创建了国际性杂志《经济分析》和国际自我管理经济学会，是南斯拉夫，克罗地亚等国经济改革运动的重要领导人。
     霍尔瓦特在政治经济学、宏微观经济学、自治理论、计划理论、经济制度比较、经济思想史、经济活动分析等方面都有较深的研究。他发表了数百篇论文和30多部著作，其最主要的著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更被翻译成18种语言，引起国际社会的巨大反响。
     由于她在该书中提出自治社会主义模式而被西方经济学家称之为“霍尔瓦特主义”，并因此成为198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候选人，这使他成为迄今为止东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唯一最接近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但他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注定了要被拒之门外，虽然他也许是东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唯一一个有资格获此殊荣的人。” [1]
     （二）霍尔瓦特的社会理论――自治社会主义
     1.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及其影响。
     霍尔瓦特最重要的著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由纽约，夏普出版公司于1982年首次出版。此后该书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巨大反响，先后被翻译成18种语言，是世界范围内自80年以来最为畅销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该书写作用了6年时间，构思时间则更长，用霍尔瓦特自己的话说，这本书是他的毕生之作。“从这本书的副标题来看，它不是或者主要不是一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及其经济理论的著作，它还包括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及其理论、社会主义的社会学、社会主义的伦理学和社会主义的哲学、社会主义思想史和社会主义运动等内容。不仅如此，它还涉猎了到它出版时为止人类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差不多所有的成就：社会发展史、思想史、经济学、政治学、哲学、道德伦理学和心理学。仅仅从这本书的知识含量来说，它就是一本极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它是对人类制度发展史、思想史（经济的、政治的、哲学的和伦理的）和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史的深刻总结，一部有关所有这些方面的百科全书，充分表现出作者的严谨的科学态度、博学多识和对历史、现实和理论的深邃的洞察力和高超的驾驭能力。” [2]对一种更美好的社会―经济制度的设计──这种社会的性质无疑是社会主义的──是本书的基本思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书出版后在东西方学术界和实际部门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西方学者认为，这部代表作表现了一个熟悉西方政治、经济和哲学思想的经济学家是仍然忠于其社会主义信念，这就使西方人士对社会主义思想看到了希望。此书引起了不同的看法和激烈的争论。但多数学者认为，霍尔瓦特的这部著作对科学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有推动力和贡献的，它启迪了人们的思路，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论点和分析。
     2. 研究方法。
     霍尔瓦特告诉我们，他应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在中文版序言中，霍尔瓦特明确强调：“本书背后的基本思想是，我试图以如果马克思活在今天他可能会写的同样内容，完成一本现代的政治经济学。”尽管这种假设和方法在今天看来有些荒谬，但是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应该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及其方法。
     法兰克福学派 的悉尼?胡克在《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一书中就曾明确提出：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结论统一性的问题上，应该把二者分解开来，要强调方法而否弃结论。因为，“结论是引申出来的，而不是主要的，它们是暂时的和有条件的。” [3]这一点显然是有说服力的，毕竟任何一种社会科学的理论，都是特定方法对既有条件下资料的逻辑推演得出的，条件发生变化，则结论必然发生变化，马克思主义同样不会例外。
     霍尔瓦特在研究方法上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继承，在本书中是非常成功的。正如罗伯特?莱卡茨曼（Robert Lekachman）的评论一样：“很少有对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分析可以与霍尔瓦特对各种材料的运用能力和老道的分析相媲美。” [4] 霍尔瓦特公开承认他是这位伟大思想家的学生，是站在马克思的宽阔肩膀上的。在《英文版序言》中，霍尔瓦特指出：“我不是‘教’出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实践着马克思主义。正是因为我自发地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我自己的思考方法，所以，在实践需要修正理论时，我丝毫没有顾虑。马克思也会做同样的事。”他还说：“由于我的理论在某些重要方面与马克思不一致，在另外一些方面，我要解决的是马克思未曾遇到的问题，因此，有人可能会说，这些理论是我自己的。我同意这种说法，但我显然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
     霍尔瓦特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一书中将他所用运的方法称为“系统理论”（systemic theory）。但通读全书后，我并没有对这个方法有一个清晰明确的理解，许是我本人鲁钝吧。译者吴宇晖教授对系统理论的描述是：“我理解它就是首先由古典经济学家发展起来的、并由马克思发挥到了极致的社会―经济分析方法（socioeconomic analysis）。这本书的副标题也指明了这一点。这种方法突破了西方经济学所谓技术分析即人与的狭隘界限，而从哲学、社会学、道德伦理等更为广阔的角度和视野即从社会生产关系来分析社会经济问题，从而把对人们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行为的分析放到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下进行。” [5] 在中文版序言中，霍尔瓦特本人也指出：“我试图提供一个以真实的（修改过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替代理论──我称之为系统理论，这当然是马克思的基本意图。系统价值理论的基本特征是，它自然地适合社会主义经济效率，并使我能够设计出一种统一的社会经济制度（这也是马克思的想法）。”
     霍尔瓦特在英文版序言中指出，本书的主要任务是完成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设计。霍尔瓦特问道，工程师可以设计桥梁，为什么社会科学家就不能设计社会制度呢？这两种任务没有什么不同──只是设计新社会更困难而已。霍尔瓦特指出了对社会制度设计持怀疑态度对社会主义运动的严重危害性，以及对设计社会主义社会的迫切需要。显然，霍尔瓦特的方法论中还有一种隐含的，他没有提及的方法――建构理性主义方法。建构理性认为：一切有意义的社会制度都是而且都应该是基于人的理智进行有意识的演绎过程的结果。“建构理性主义蔑视和贬低非理性的或者未被理性充分理解的事物，它假定人生而具有智慧和道德禀赋，人类能够根据理性原则对社会作出精心的规划，并尽可能地抑制和铲除一切非理性的行为。” [6]对未来的社会制度设计显然不可避免的会带有明显的建构理性色彩，霍尔瓦特没有承认自己使用了这种方法，或许是由于建构理性主义本身是不需要“抽象”作为工具的，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中，抽象则起着重要的作用，二者显然是矛盾的。
     作为一个经历过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并亲历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的老人，霍尔瓦特更多的是从现实出发来寻求一种尽可能的制度来替代现存的制度。他对现存的制度进行无情的批判。这又使他的分析方法带有明显的现实主义和历史主义色彩。
     3. 对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批判
     霍尔瓦特的分析是从批判当代社会经济体制（现存的社会制度）开始的。他对现存的社会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全面地披露它们的丑恶之处，使人们认识到现存制度是不合理的和非正义的。他把现存的社会制度分为：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 [7]，并认为社会主义是迄今为止尚未实现的制度。通过对现存制度的批判，霍尔瓦特试图设计出一种理想的、更合理的、更有效率的和更符合社会主义性质的正义社会。他把这种理想的社会称为“自治社会主义”。
     霍尔瓦特“不仅全面的审视和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哲学、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资产阶级的政治学和道德伦理，而且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道德等角度分析和批判了高度极权的苏联式的社会经济体制。” [8]
     对现存制度尤其是对国家主义的批判是霍尔瓦特著作中最精彩的部分，也是获得广泛认可的重大理论贡献。正如美国著名的激进经济学家罗伯特?海尔布伦纳的评论：“对霍尔瓦特来说，社会主义成为一系列迫切需要吸取的教训，而不管这是多么的痛苦或漫长。或者，换言之，霍尔瓦特描述了这些教训，而对这些教训的逐步吸取将成为创立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在我看来，一致地和实质地重新阐述了究竟人类希望什么这个压倒一切的重要问题，是（他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 [9]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一书中，霍尔瓦特对资本主义的分析非常简短，但是对国家主义的分析却非常有说服力。做为一位长期生活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霍尔瓦特更熟悉和了解斯大林模式，并亲历了前苏联斯大林统治和大国沙文主义横行以及解体的全过程，因而他对这一模式的弊端的批判更为深刻。本文将主要介绍霍尔瓦特对国家主义的批判及其自治社会主义理论。
     霍尔瓦特之所以用“国家主义”这一范畴来概括斯大林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因为他认为：国家主义是一种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又不同于社会主义的独立的社会经济形态。而斯大林模式就是典型的国家主义。
     霍尔瓦特为国家主义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如果一个社会的统治阶层承认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比如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被剥削阶级的解放等，但是将社会主义的方法修正成为一个决定性的、重要的方面 ：国家的角色，那么，这个社会被称之为国家主义”。 [10]他认为：社会主义者在传统上有一种把国家视为阶级压迫工具的倾向，“在国家主义背景下，这种思想被一种相反的意识形态所取代，强大的、集权的、权威的国家成了社会的轴心。所有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权力都集中于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组织，这个组织公开宣告它对权力垄断。” [11]霍尔瓦特归纳了国家主义的基本特征：生产资料国有制、中央集权制和官僚的管理。“如果国家在一种社会制度中扮演着一个绝对支配的角色，这个社会的基本特征毫无疑问地可以被归纳为“国家主义的”（etatist or statist）。”（译者序，P12）他认为国家主义是传统社会主义和权威性国家的混合物。
     霍尔瓦特指出，按照传统的观点：如果一个社会不是社会主义，那它一定就是资本主义。在人们的思维中只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现存的制度。由于斯大林模式并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那么社会主义者自然地拒绝承认它是社会主义的。包括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在内的世界上所有批判斯大林主义的激进人士都持有这种观点。他们认为，斯大林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国家拥有所有的资本，雇佣劳动者，和以私人资本主义的同样方式诈取剩余价值，因此，这个社会同国家资本主义没有什么两样。如果斯大林模式不是社会主义，它又和资本主义有区别，如何来界定这种社会类型呢？霍尔瓦特将其称之为国家主义。他说：国家主义不一定就是斯大林主义，但是斯大林主义却是国家主义。虽然一个控制经济和其他活动的强有力的和集权的国家不一定必须会产生一个政治上的镇压体系，前者可以与一个更为民主的政治体制相结合；然而，不利的历史环境――极端的落后，军事干涉，经常性的威胁，在国际上孤立和隔绝，领导人的病态心理，缺乏政治民主的传统和经历，缺乏合适的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理论，忠于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理论，等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主义蜕变成为以斯大林主义为其标志的畸型物。
     对于认为国家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观点，霍尔瓦特认为，检验社会主义的一个最关键的标准是不存在阶级，不存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governors and governed ），不存在命令者和被命令者（order givers and order takers）。显然斯大林模式是无法通过这个检验的，对于认为国家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必经阶段的观点，霍尔瓦特认为可能遭到以下怀疑：⑴国家所有制不是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必须的过渡阶段；⑵国家对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垄断不是过渡的必要前提；⑶如果国家主义是一个过渡阶段，那么，这个阶段应该很短，并且存在着这样一种明显的可以观察到的趋势，即为了使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国家的角色被减少到一个合适的范围。 [12]
     霍尔瓦特认为，国家主义是由社会主义的因素与反社会主义的国家主义因素所构成的混合物，这种奇怪的混合物产生了同样是奇怪的结果。他承认，国家主义社会中也有社会主义成分，如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的福利有所改善和收入分配较为平均等，但是政治生活领域则是反社会主义的，尽管一切都是在社会主义的口号下进行的。例如：斯大林的恐怖主义和社会主义就毫无干系，其实质仅仅是对权力的赤裸裸的争夺，是对权力的绝对的滥用。而这些只有在国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下才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将这些行为也理解为“是社会主义的”，无疑是对社会主义的极大的亵渎。霍尔瓦特指出，“由于社会主义与极权主义国家和其他任何政治压迫体制不相容，所以，社会主义与斯大林主义完全不相干。对个人的崇拜，就像它被委婉地叫作斯大林主义一样，不是一个可以通过改变个人品格就能纠正的错误或背离，它属于一种结构不同的社会体制（structurally different system）。如果消灭阶级是检验社会主义的标准，那么，就像其他统治形式必须被消灭一样，政治统治形式也必须要被消灭。” [13]霍尔瓦特认为，国家主义是按等级制的分工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这样一种权力结构必定使社会分为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即国家主义仍然是阶级社会。
     为了进一步分析国家主义和资本主义阶级社会的起源，霍尔瓦特构造了自己的“社会权力理论”。他认为：“社会权力”是指“通过以一种重要的方式做出影响其他人生活的决策和动员使用社会制度运行所需的资源的能力” [14]。这种控制他人的社会权力，可以有政治的、经济的和操纵或说服的三种类型，而控制他人行为的主要方法也有三种：用政治强制即暴力，用效用即物质刺激和反刺激或身份地位象征的给予和撤销，和用思想即说服训导。以往的权力理论分为：经济权力决定论和政治权力决定论，但在霍尔瓦特看来，他的权力理论更具有说服力。霍尔瓦特认为，权力一方面是“功能性的”（functional ），因为它为一种社会制度运行所必需的；但另一方面，权力又是冲突（conflict）的可能的源泉。权力分配的不平等产生了另外两个非常重要的社会不平等：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和社会名望（social prestige）的不平等。
     霍尔瓦特认为，国家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是社会权力分配不平等的社会，因而都是阶级社会。但二者又有所不同：“在资本主义社会，政治权力主要地来源于经济权力，在国家主义社会，这种关系正好颠倒。在前者，国家归根到底被财阀所统治，在后者，它被政治官僚（politocracy）所统治。正如他们各自的名称所表示的那样，在资本主义，工人阶级受资本的统治；在国家主义，他们受国家的统治。两个统治阶级是资产阶级和政治官僚，前者包括经理、其他统治精英和为其服务的阶级；后者包括政治领导人和官僚。在资本主义，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这个人在经济等级制中的位置；在国家主义，它决定于在政治等级制中的位置。资本主义经济剥削在国家主义的对应物是政治强制（political hegemony）。……在统治社会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统治阶级主要使用经济强制，伴随着强迫思想一致的压力，最后才是政治强制；在国家主义，政治强制之后是意识形态强制，最后才是经济强制。由于政治强制是个人的，它比非人格的强制更难以忍受，所以国家主义比资本主义更有压迫性。作为使用各种不同类型的压制的结果，资本主义以经济不稳定为其特征，而国家主义以政治不稳定为其特征。” [15]他认为，国家主义的权力配置比资本主义更加不平等。
     霍尔瓦特借用了马克思的“异化”和“物化”的概念，对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批判。他认为国家主义和资本主义对人的异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劳动的异化；（2）劳动产品的异化；（3）当人与人的生命活动和他的产品相异化时，人注定要使自己与他人相异化。霍尔瓦特在自治社会主义的制度设计中提出了消除异化的建议：“如果不存在劳动力商品，其它商品可能保留，市场可以作为资源配置的工具来使用，而不至于产生异化。如果人人都有平等地接受教育的机会和为使工作更有意义而改变工作环境的权力，那么，劳动将不再是获得其它东西的工具，不再有强制劳动。最后，如果权力的集中被消除，阶级的异化也将不复存在，这将逐步建立起对生产性劳动的产品的真正的社会控制，以及对更为普遍的人类创造物的真正社会控制。……劳动力是向雇主――私人或国家――出售的商品；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分工产生确定的社会后果；以及权力分配的不平等产生了阶级。” [16]物化（reification）是指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被表达成为或经历成事物之间的关系，社会关系丧失了它的社会性质而被神秘化为技术、交易和管理之间的关系。人们之间衡量彼此就好像衡量客体一样，他们的意识成为“物化”。霍尔瓦特认为，物化的过程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在国家主义社会的表现是不同的。在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化的市场关系起决定的作用。“自由是以没有外部干预的‘非人格的市场力量’的程度来衡量的。因此，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把市场自由与人类自由混为一谈。经济效率（所谓的帕累托最优）是从理想的市场关系中推演出来的。经济学系的新生被教会证明自由市场是资源配置最好的工具的理论――包括配置劳动在内。 [17]在国家主义，物化则集中的表现为，职位连着职位，权力对人的控制，个人意识被取消，一切都服从于集体和国家的意志。效率的衡量不是以市场竞争为前提，而是以权力竞争为前提，公平和正义只是权力的玩物，而没有规则可循。只有权力的分化和真正意义上的广泛的参与制民主，才可能消除物化。
     霍尔瓦特通过比较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经济组织效率，认为由于二者都是阶级社会，所以都是低效的。他从需求理论出发阐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达国家主义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战略。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迄今为止，不论是暴力革命还是和平改良都未能实现社会主义。他认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在今天还没有成熟到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程度。以往的崩溃论、革命论和资本殖民主义论都已经充分揭露了发达资本主义的危机。这种危机表现在文化价值观念、公共生活的道德标准诸方面。“首创性、责任、个人自由、竞争、民主和一些古老的价值观念被列入激进的政治口号并予以重新解释。” [18]传统的两难困境――暴力革命和和平改良已经得到解决，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微妙的形式――不是暴力，也不是合作。资本主义社会政党的政策更加重视社会福利提高，分配均等、公共事业、教育、社会保障和政治自由等方面。这些变化将对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路径选择产生重大的影响。
     在国家主义国家，“政治自由受到严重的限制，以至于从所有的实践目的而言，政治自由被认为是不存在的。” [19]资本主义承认它是资本主义，但是国家主义不承认自己是国家主义，“说谎的习惯――或更正确的说，是需要――来源于领导层无法兑现的革命的诺言。” [20]“很快地，谎言就被用作一种证据。并且走上恶劣一条不可返回的道路。这个过程由于历史决定论加速了。党只是按照历史的规律行事。由于党的政策是符合规律的，所以它不是也不可能是错误的，党不对失败负责。结果是，说谎并没有产生良心上的不安。” [21]由此导致了一种流行的政治意识：革命成了口头的快意和捞取政治资本的投入，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变成了教条，为了保持政治上的正确性，现有的弊病被容忍，不同的意见变成了沉默，可能的改革被推迟到未来，因为没有人愿意和国家这个庞然大物为敌。国家主义明显招致了极大的反对和彻底的敌视，其出路在于：政治民主化改革，分权和经济市场化。
     在不发达国家，被认为既没有政治民主，也没有经济民主。在这样一个政治和经济上都落后的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并不大，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可能。霍尔瓦特认为：通往社会主义的途径是多元的，每个国家都存在着走向社会主义的不同途径的机会，但道路的选择必须是自主的和自决的。历史上制度曾经被作为礼物由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馈赠”，前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早期资本主义的殖民主义都曾有过这样的“慷慨之举”。霍尔瓦特指出，“社会主义是不能作为一种礼物而被赐予的，如果社会主义从根本上实现了，她也只能是长期斗争的结果。” [22] 不发达国家的过渡必须从现有的秩序开始，一个有力的政党是必须的，必须缔造一个列定式的“革命家的组织”。在不发达国家，一党制是一种危险，也是一种机会。如果处于稳定的目的考虑，一党制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但必须赋予公民选择他们自己的代表的完全的权力和机会，即真正的民主。但这种形态的过渡难度在于政党从集权到分权的困难。
     正如吴宇晖教授评价的：“霍尔瓦特对现存社会经济制度所做的批判是具有震憾力的。它显然比把现存的当作合理的、从而在所谓的既定制度下所做的运行分析更能发人深醒。对于那些把既定的生活方式当作美好的生活方式、从而把一定阶级、一定时期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变成自然的、永恒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物化”的人来说，对于那些人已经被现存社会同化了的、变成没有价值地选择（to choose without values , 价值判断的抑制）、没有意义地工作（to work without meaning ，精神的抑制）、没有共性地结合（to integrate without community ，共同体维度的抑制）、没有感情地思考（to think without feeling ，感情的抑制）和没有希望、神话和乌托邦地活着（to live without hope, myth, utopia，幻想维度的抑制）的“单向度的人”来说，霍尔瓦特迫使我们思考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和真实的自我。” [23]
     4. 自治社会主义
     霍尔瓦特在批判的基础上进一步设计了一个他认为理想的社会主义――自治社会主义。他在《英文版绪言》中明确指出：“我必须请求读者注意，本书是一种制度设计的尝试。”霍尔瓦特认为：“不论是经济制度还是政治制度，都必须先设计出来，然后才能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故而，政治经济学需要将经济学和政治学融合起来，形成统一的社会理论。” [24]他进一步指出了制度设计的困难：社会设计不同于建筑设计，它的建筑材料主要的是人们的意识，而这个材料是不断变化的，而意识又和价值观联系。因此，从事制度设计无疑是作者对自己的一个挑战。
     霍尔瓦特在第七章《对社会主义的渴求》中专门对价值判断的问题做了分析。他认为：科学和价值判断是分不开的，而且判断不可能是价值中立的；一种价值判断有意义的前提是它的事实基础必须是真实的，即必须蕴涵真实世界的状态；他对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制度下社会效率的比较分析，正是为了回应关于“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这一价值判断的。
     霍尔瓦特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奠定了在政治上以自我治理 (self-government)为基本特征、经济上以自我管理(self-management) 为基本特征的自治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伦理的和心理的基础。
     霍尔瓦特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是一个理想的正义社会。因此，社会主义的正义论是社会主义社会设计的价值基础。社会主义正义的三个组成部是自由、平等和团结，平等是社会主义正义论的核心价值，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实现平等包括：生产者平等、消费者平等和社会平等。其中前两者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后者是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特征。
     社会主义的经济或每一个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平等是由以下要素所组成的：保证了社会上的每一个成员都有在平等的条件下参与管理的社会所有制；在微观企业层次上既保证了决策的民主最大化又保证了效率最大化的沙漏模式；在宏观层次上最优利用地所有五种类型的调节机制（“看不见的手”、“看得见的手”、“间接的手”、改善了的“看不见的手”和改善了的“看得见的手”）和利用市场机制的社会计划；对纯粹的市场产品的按劳分配必须辅之以对能力塑造产品（教育、医疗和基本的社会福利）的按需分配……（参考著作第8、9章）。他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控制等级制改为一种协调的等级制――沙漏模式。沙漏模式消除了造成阶级分化和等级存在，使社会主义经济变成“意味着一个市场、自治和自我管理的生产单位。因而，一个社会主义的企业可以做一个资本主义企业在生产上能做的任何事情。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社会财产的基础上的，这也意味着社会计划。因此，它也能够取得一个中央计划经济可以取得的所有的生产性利益。由于它至少和每一个其它的经济制度一样地有效率，并且有能力取得这两个替代制度之外的利益，所以它是更有效率的。” [25]
     社会主义的政治或每一个人作为公民的平等意味着政治权力的分散、分立和社会主义的民主，意味着消灭了任何政治垄断组织（国家、政党），而由公民们直接进行政治事务的管理和参与，意味着公民们自由地和平等地进入政权的职位……（参考著作第11章）。
     霍尔瓦特认为：“一个劳动者管理的经济的运行，非常接近于教科书的竞争市场模式；社会所有制意味着计划，但是并没有取消市场，从而，劳动者管理的经济正好实现了哈耶克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有这样一种的可供选择的组织形式，在这里，企业方面的真正的自治是与经济活动的ex ante〈事前〉的协调相容的，现存的知识得到了充分的利用，而避免了由于市场失灵而造成的损失；计划和社会财产致使金融投机几乎成为不可能的，并且大大减少了广告的浪费；由国家进行的干预是最低限度的，因为每一个阶段的决策都自动地得到了控制，由于平等的收入分配，税收是简单的。” [26]
     在其著作的最后，霍尔瓦特这样评价了自己的自治社会主义：“这个世界不可能是没有冲突和问题的。但是这将是不同类型的问题和冲突。这样一个世界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它不是人类历史发展必然的下一个阶段。它仅仅是一种可能性。如果人类本质上是自由的和创造的动物，那么，一个自由的社会就不会是简单的出现的。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是一种设计，它应当被创造出来，必须为之奋斗……” [27]“人类注定是不满足的和‘不幸福’的。” [28]“人类的困境是自我创造出来的。这必须被认为是一件好事。否则，发展将会终结，这将是所有可能命运中最坏的――一个无聊的、无目标的和毫无价值的人生。” [29]“如果存在着象幸福这样的事情，它意味着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发展自己的能力。幸福必须被个别地争取，而不是给予的或是靠社会的安排来保证的。因此，未来社会可能不比现代社会更幸福。” [30]
二、 霍尔瓦特主义的贡献与缺陷
     （一）霍尔瓦特社会理论的贡献。
做为一名执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霍尔瓦特在经历了社会主义从发展壮大，到走向“帝国主义”并最终崩溃后，用运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视角，对现实社会做了新的分析和深刻的批判，复活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其中最大的继承和贡献就在于对现存社会的无情的批判。
     霍尔瓦特对马克思经济――社会分析方法的自如应用在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是难得一见的。罗伯特?莱卡茨曼（Robert Lekachman）这样评论道：“很少有对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分析可以与霍尔瓦特对各种材料的运用能力和老道的分析相媲美。” [31]这种赞誉是不为过的。整个著作中读者会有深刻的体会。其尖刻犀利的语言和对资本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弊端的熟悉和洞察令人叹为观止，笔者以为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是一个严谨的学者，更因为他切身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从成功走向“国家主义”并最终崩溃和资本主义在20世纪扩张壮大的整个过程。作为社会主义的信徒和马克思的门徒，中学时的霍尔瓦特就参加了游击队，从事革命，希图在实践中完成马克思“不但要解释世界，更要改变世界” [32]的号召，热情洋溢的投身于改造世界的洪流当中。然而醒悟是在经历了痛苦之后才获得的：“后来我才明白，改造世界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与我们最初的想法相反，社会主义是含糊不清的和很难把握的事物。虽然仅仅解释世界是不够的，但解释世界仍然是按照意愿改变世界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忽视严肃的理论研究必然产生灾难性的后果。我们的许多‘科学’解释未能经受住实践的检验，被证明是天真肤浅的，有些甚至是愚昧错误的。” [33]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一书既是霍尔瓦特对社会主义信仰的一种反省，也是对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刻总结和难能可贵的探索，出自一个亲身经历社会主义成功和失败的社会主义信仰者来说，这种理论探索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贡献。而类似的探索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国家” [34]并不存在，在现存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越南，朝鲜、古巴、老挝，柬埔寨）中，毫无例外的都实行了共产党的一党制，但显然在霍尔瓦特眼中，共产党执政已经不再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充要条件了，恰恰相反，如果一党制的权力集中导致了新的阶级分化和权力分配的不平等，那么一党制便是国家主义的一个必要条件了。（参见第2章）
     相比与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来讲，霍尔瓦特更具有一种勇敢的批判精神，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对马克思批判精神的忠实继承，但这种精神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国家”更多的被其他奇怪的形式掩盖了，人们很难看到对现存社会的深刻批判和反省，执政党严格的控制舆论和媒体，不同的声音无法出现，言论自由到今天为止也是个没有被兑现的承诺。而出自极左思维的“反革命罪”在中国直到文革结束近20年的199 7年才被从新《刑法》中剔除。 [35]其实到今天，人们都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反革命。但现存的社会主义显然还缺乏足够的反思的勇气，在政治上压制异己的国家恐怖主义到今天仍然阴魂不散。
     霍尔瓦特最大的理论贡献被认为是对国家主义的批判，无疑他的评价是具有权威性的，这一点没有多少人置疑，尽管他将现存制度分为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看法，无法进入现存“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观点中，但其震撼力却不容忽视，因为这是一种真实的感受，是切身体验过的痛苦经历和不屈不挠的顽抗和挣扎。前苏联创造了两个奇迹，一是计划的强大力量创造的工业文明，二是政治集权导致的对社会主义的背离。霍尔瓦特在批判斯大林模式时公允的承认了改模式在计划方面具有的极大力量和社会福利方面的成就，但对由于权力分配不均导致的阶级分化和独立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
     霍尔瓦特将斯大林模式称为“国家主义”，并对国家主义做了明确的定义和描述：“如果一个社会的统治阶层承认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比如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被剥削阶级的解放等，但是将社会主义的方法修正成为一个决定性的、重要的方面 ：国家的角色，那么，这个社会被称之为国家主义”。 [36]在国家主义之下，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已经不再是目标，人也不是社会的轴心，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强有力的、集权的、和独裁主义的国家成为社会的轴心”（P25）他认为在国家主义之下，政治只是被复兴的另一种宗教，而政党则充当了教会的角色。国家主义是传统社会主义和权威性国家的混合物。国家主义源于早期社会主义理论的几个主要观点：（1）私有制是经济不平等的主要原因；（2）自由放任的市场导致了经济周期衰退和失业；（3）工人没有经济权力，从而没有政治权力，改良的可能不存在，只能选择暴力革命。（P26）这个理论被广泛接受后，又会产生一些心理学的推论：（1）资本主义剥削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2）自由市场是周期失业、衰退和资源浪费和异化的源头；（3）没有市场的必要时，货币的存在也不必要；（4）无情无义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创造了一种人对人时狼对狼的非人状态。个人主义是邪恶的，必须代之以集体主义。（P27）这些不确定的推论导致了一种悲剧性的后果：“消灭阶级，不能用熄灭阶级斗争的办法，而只能用激化阶级斗争的办法。国家的消亡，不能通过削弱国家权力的方式，而只能通过最大程度的强化国家权力的方式……”（P25），继而就是对个人和个性的直接否定。涂尔干认为：权力之所以集中是因为意识在结构上是宗教性质的，处于此种状态下的人倾向于选择一种“不发达的机械式团结”。“权力的集中不是出于高压政治的需要；它源于一种集体意识，权力之所以巨大是因为集体意识发达。”（P38）霍尔瓦特说：“敌人在国家主义环境种有很大的功能性价值。他们的存在实际上是领导人政治转制的唯一理由。没有敌人政治转制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如果没有敌人，也要创造出敌人。”（P41）显然，在霍尔瓦特看来，敌人的存在具有动员功能和合法性功能。国家主义之下的执政党具有明显的教会性质，党性论无异于教徒对教会的忠诚。这种事实托洛茨基有过精辟的描述：“一个人只有和党在一起并通过党才可能是正确的。”（P43）这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一种结果：泛政治化，一切活动都必须服从政治的考虑。对舆论和媒体的控制是国家主义统治的重要内容，对组织的忠诚和牺牲导致政治变成了宗教，而其成员也变成了教徒，而且是“加尔文主义式的教徒” [37]不管斯大林模式怎样扭曲了社会主义的形象，人们仍然忠诚的相信这也还是社会主义，尽管他们对此从来没有满意过。霍尔瓦特指出了这种错误认识的根源：（1）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理解，是人们认为社会主义只有马克思一个版本，而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唯一正宗；（2）斯大林模式的国家主义恐怖，消除了人们批判和怀疑的动机，取而代之的是保持政治的正确性，和党站在一起，和内心的恐怖；（3）斯大林模式的国家主义从源头上具有社会主义的基因，做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人们的定式思维只接受两种现存的制度形式：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也正是由于人们“对政治民主的嘲弄，对权力的吹捧和对国家所有制、传道的激情一起自然而然的早就了一个集权主义国家。”（P64）在那里，“个人被认为是国家的国有财产。”（P64）
     霍尔瓦特认为，国家主义的产生和不幸的历史环境有关，这些历史环境包括：极端的落后、军事干预、不间断的危险和国际上的孤立，领袖的变态个性，缺乏政治民主主义的传统和经验；没有像样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社会理论以及反对社会主义政治理论的坚持等。但他指出：国家主义不一定产生斯大林主义，国家主义与更民主的政治体制式相容的。
     霍尔瓦特对斯大林模式的批判，对于每一个了解社会主义历史的人来说都是发人深省的。他的生动的描述和深刻的见解，读来让人有种畅快淋漓的感觉。他的观点是具有震撼力的，认为现存的制度只有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看法固然有待商榷，但对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不能说没有启发意义。
     霍尔瓦特在批判现存制度的基础上型构的自治社会主义是他的另一重大贡献。关于制度设计的问题，霍尔瓦特在著作的《英文版绪言》中开宗明义的做过说明：“我必须请求读者注意，本书是一种制度设计的尝试。”通过对现存制度的批判，霍尔瓦特构建了自己的自治社会主义：政治上以自我治理 (self-government)为基本特征、经济上以自我管理(self-management) 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的理论。霍尔瓦特对自治社会主义的设计，涉猎了迄今为止人类文明的许多成果，涵盖了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哲学、论理学、法学和心理学的诸多领域，是一个整体的综合的考察结果，这种尝试是难能可贵的。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徒而言，从现实的挫折中霍尔瓦特获得的不是迷茫和困惑，而是一种锲而不舍，执着于行的实践精神。社会主义从诞生之初的空想到马克思将其科学化，一直对广大的劳动者阶层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但马克思的理论源于18、19世纪资本主义世界的历史背景，其结论也出自对当时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理想社会的探索。后期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变化是马克思没有经历过的，自然他无法作出解释。资本主义所蕴涵的巨大生产力，是马克思没有预料到的，但是他用运他的方法做出了科学的预见：“任何一个社会制度在其所蕴涵的生产力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之前是不可能灭亡的。”马克思根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规律认为人类社会在资本主义之后必然进入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预言在霍尔瓦特看来有修正的必要。他指出：社会主义不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她不是人类历史发展必然的下一个阶段，不是只需要被发现的某种自然法则演化的必然结果，她仅仅是一种可能性。人类社会未来将会进入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在霍尔瓦特看来是不确定的，未来社会不一定就是幸福的、合意的或是理想的。这他著作最后的结语部分可以明显体现出来：“这个世界不可能是没有冲突和问题的。但是这将是不同类型的问题和冲突。这样一个世界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它不是人类历史发展必然的下一个阶段。它仅仅是一种可能性。如果人类本质上是自由的和创造的动物，那么，一个自由的社会就不会是简单的出现的。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是一种设计，它应当被创造出来，必须为之奋斗……” [38]“人类注定是不满足的和‘不幸福’的。” [39]“人类的困境是自我创造出来的。这必须被认为是一件好事。否则，发展将会终结，这将是所有可能命运中最坏的――一个无聊的、无目标的和毫无价值的人生。” [40]“如果存在着象幸福这样的事情，它意味着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发展自己的能力。幸福必须被个别地争取，而不是给予的或是靠社会的安排来保证的。因此，未来社会可能不比现代社会更幸福。” [41]但是，霍尔瓦特认为这种不确定性并不影响社会主义制度的设计，“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是一种设计，它应当被创造出来，必须为之奋斗……”显然，霍尔瓦特的出发点是建立在一种价值观的判断之上的，即在他看来，人类不仅有解释世界的能力，更要改造世界，但对世界的改造不会是盲目的，必然是有目的的，这种目的就是一种在人类看来是理性的社会制度。霍尔瓦特认为制度的设计和能否实现是两码事，制度设计仅仅和价值判断有关，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一种价值观，应当是一个理想的正义社会。因此，社会主义的正义论是社会主义社会设计的价值基础。社会主义正义的三个组成部是自由、平等和团结，平等是社会主义正义论的核心价值，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实现平等包括：生产者平等、消费者平等和社会平等。其中前两者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后者是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特征。
     霍尔瓦特的自治社会主义明显具有乌托邦的性质，但是他丝毫没有回避这一点，他说：“我只是对‘社会主义’这个客观事物表达了自己的评价。我实际是在说，‘我爱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是值得想望的’，这个评价既不是真的，也不是伪的。任何人都可以反驳我的观点，而不至于犯一种或者是逻辑上的错误，或者是事实上的错误。” [42]这样一种探索的态度让我们不能否认他的自治社会主义是一个伟大的构思和设想。
     （二）霍尔瓦特社会理论的缺陷。
     勃朗科?霍尔瓦特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一书，是其毕生研究的结晶。书中关于资本主义、国家主义的批判，现存社会形态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战略选择和自治社会主义的设计是他对社会主义历史及其未来的整体构思，仅仅写作这本书就用去了6年时间，构思时间则可以延溯到，他称这本书是他毕生的心血，所以做为一个读者，在仅仅读了两遍他的著作后就冒昧的评价他的理论缺陷，实觉内心惴惴，总有些担心自己没有透彻的理解这位大师的思想。但诚如霍尔瓦特本人所言：“任何人都可以反驳我的观点，而不至于犯一种或者是逻辑上的错误，或者是事实上的错误。”（P266）因此，笔者斗胆就这位大师的思想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首先，我必须感谢霍尔瓦特在著作中给我的极大启发，他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和斯大林模式――国家主义的批判，尤其是后者是非常精辟的，初读著作让人有种大快淋漓的感觉，仿佛压抑在心头很久的话被别人说出来了，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霍尔瓦特的经历、思维和资历，更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写出这样伟大的著作，但是每一个身处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对社会主义都有一种切身的体会，尽管这种体会或许和大师相比是肤浅的，但却是同样真实的。但我们没有表达和批判的自由，尽管这种自由曾经被堂而皇之的赋予了每个社会主义的公民，但是却也被堂而皇之的剥夺了。霍尔瓦特对国家主义的批判――更准确的说应该是对斯大林模式的批判――是非常有说服力的，我曾经在读完这本书后，在一种激动而又难以抑制的心情下写了《学术自由与政治》一文，多半的灵感都是源于霍尔瓦特的观点。
     但在进一步的研读后，我发现霍尔瓦特的分析和他的理论框架存在几个明显带有争论的问题。当然任何一种理论或思想遭遇批评和引起争论都是正常的。我的观点也只是参与这种讨论。霍尔瓦特所引发的争论中，最明显的就是关于自治社会主义的设计，在我看来，自治社会主义无疑是个乌托邦，但霍尔瓦特本人的观点也让我有些诧异：他明确的表示社会主义并不一定就是资本主义的下一个必然阶段，某种意义上讲，她只是一种可能性，这和马克思的必然性结论显然矛盾，二者究竟谁是正确的呢？马克思的观点是对18、19世纪资本主义世界分析的结论，而霍尔瓦特则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的结论，后者具有更明显的现实性，但并不代表后者具有可实现性。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否可以实现呢？这个问题有待进一步的实践来回答，但我个人认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问题必须也只能从价值观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带有明显的目的论特征，而霍尔瓦特则表现了明显的非目的论特征，这从他们在社会主义必然性和可能性的分歧上可以看出。霍尔瓦特的自治社会主义是以政治上的自治和经济上自我管理为基础的，他同时构建了自治社会主义的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经济学和心理学的基础。完全的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观来对待。并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和价值观，应该被创造出来，也值得人们去为之奋斗。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种进步，而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目的论看法则是以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霍尔瓦特认为将资本主义私有制看作万恶之源可能是一种错觉，很可能是早期理论对人们的误导。如果把社会主义单纯的看作一种价值观来处理，那么社会主义的制度是否必然要依赖特定的所有制呢？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必须跳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逻辑。马克思把社会制度更多的看作一种上层建筑，他强调制度的工具性特征，而霍尔瓦特则将社会主义更多的看作一种伦理和价值观，并强调制度的伦理性特征。但这样更容易导致对制度的争论转化为对价值和伦理的争论，使对制度效率的争论转化为对制度好坏的分歧。由于价值判断是主观的，根本无标准可循，很可能会导致制度的设计陷于一种无休止的争论。另一个问题是，社会制度真的和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无关吗？如果特定形式的公有制与社会主义并没有必然的联系，那么我们必须置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论断了。难道最后，一个社会的好坏只能通过比较人性的善恶和伦理道德的水平来衡量吗？
     霍尔瓦特的社会理论中另一个被广泛肯定的贡献是对国家主义的批判。这一点我丝毫不怀疑他的伟大卓越的见解和深刻的发人深省的论断。但我的疑问在于，将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并列似乎不符合社会形态的基本系规则。人类社会历史上出现过得社会形态共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六种形态。基本上都是依据社会资源的占有方式划分的，而国家主义则更多的是从社会主体的角度定义的，与其对应的应该是个人主义、集体（组织）主义或是国际主义，而不应该作为一个单独的社会形态与前六种并列。尽管霍尔瓦特的“国家主义”是针对斯大林模式的，但他有一个隐含的观点就是，目前世界上尚存的“社会主义国家”也都是国家主义的。他曾经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是一种迄今为止尚未实现的制度。”在“两种制度（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共存”的观点被广泛接受的今天，霍尔瓦特的观点多少有些格格不入，但他还是以他雄辩的思维和逻辑说服了读者，没有人反对将斯大林模式定义为国家主义的观点，也没有人为斯大林模式是社会主义做辩解，因为人们都知道如果斯大林模式就是社会主义，那么所谓社会主义的科学必然是个谎言。那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如何理解现存的包括中国、越南、朝鲜、古巴、老挝和柬埔寨的社会制度呢？它们的制度显然不能被定义为资本主义的，尽管现在西方国家已经开始流行使用“前社会主义国家”这样的概念，但这几个国家的制度显然不是资本主义的。它们的制度是国家主义的吗？霍尔瓦特显然是这样认为的，尽管他没有在著作的任何地方明确表达过，但是将现存制度只作二维处理的方法自然会得出这个结论。那么中国、越南、朝鲜等国家的制度是国家主义的吗？显然它们不会承认，国家主义在霍尔瓦特的著作里就是斯大林模式的代名词，这样一种遭到广泛反对和抛弃的制度形态被加在任何一个转型国家的头上都是不可能被接受的。我个人认为：霍尔瓦特对国家主义这一术语的使用导致了一种混乱。他本人或许是清醒的，他指出：国家主义不一定就是斯大林主义，它可以和其他的制度结合，但是斯大林主义却是实实在在的国家主义。在霍尔瓦特的语义中，国家主义是社会主义和反社会主义因素的混合物，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制度畸形，这用来描述斯大林模式是完全成立的，但是如果将它作为一个一般的定义来描述资本主义以外的一切现存制度似乎不妥。这和政治学和社会学中关于国家主义的定义存在明显的分歧和差别。我将在本文的第三部分专门讨论这一问题。
     此外，在国家的作用上，霍尔瓦特存在明显的自相矛盾。一方面他毫不留情的批判了斯大林的国家主义模式，另一方面，在国家的作用方面他保留了传统社会主义者所特有的“政府情节”，而这种情节其实就是来自于他在第2章论述过的“二律背反”：传统理论认为自由市场造成了周期失业和衰退以及资源浪费，因此一个必然的推论就是用计划来替代市场。他不主张取消市场，他在著作的第12章，专门论述了计划和市场的问题。他批判了将计划和市场对立的悖论只是意识形态的斗争和辩护工具，不属于科学思维。 [43]他分析了自由市场由于信息不完全和外部性以及垄断和公共领域的失灵问题；并论证了经济计划对协调经济决策、预测经济、指导经济发展及其指令性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五种类型的协调机制：（1）自由放任市场；（2）中央计划；（3）经济政策；（4）有组织的信息生产和传播；（5）市场外的非行政协调。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应该是最优的利用所有五类调节机制，使社会成员的福利达到最大化。但事实显然没有这么简单，霍尔瓦特的观点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观点并没有太大差别，相反他根据偏好“折中”，这种方式上的折中往往会给实践带来极大的困难。从他的以政治自治和经济自我管理为基础的自治社会主义制度内容看，一个强大的政府总免不了险入国家主义陷阱的可能，经济自治的一个重要前提，使霍尔瓦特主张的劳动者的平等联合和对企业的平等参与型管理，但管理结构种的等级制和权力分配及其监督都是无法绕开的“阿喀流斯脚踵”。此外，他对宏观经济组织和机构的设置的设计也不是完全理想的，这种设计中经济组织（计划局、国家银行、发展基金组织、收入和价格仲裁机构）的各项职能（保持经营条件的均等化、保证市场平等、实现经济发展）与目前国家经济宏观经济职能的差别甚微，而且其机构设置也带有明显的行政色彩和较强的计划性，这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都曾有过较深刻的教训。
     最后，霍尔瓦特的分析方法中有一个他没有指出的方法，即建构理性主义方法。必须承认他在整个著作中方法论的应用都是非常成功的，这一点连西方经济学家都叹为观止，并给予了较高的赞誉。但建构理性主义方法的使用是制度设计中必须借助的工具，也是结论引起争论的根源。这一点霍尔瓦特没有明确说明，但是他从头到尾都在强调他的目的就是在于设计一种制度。这种态度是开朗的，也是进步的。比起那些通过各种看似严密的逻辑，运用实证方法论证出一个结果的制度分析法，我认为是一个进步。因为实事求是的讲，实证分析并不是价值中立的，往往在论证之初就假设了一种制度偏好，而论证者则声言其理论是中性的。但霍尔瓦特坦言：制度设计基于一种价值判断，而一种有意义的价值判断必然基于真实的事实，蕴涵现实世界的实际状态。建构理性主义是与进化理性主义并存额两种理性观。建构理性主义蔑视非理性，主张人生而智慧，认为人可以根据理性原则对行为和行为规则做出规划而回避非理性的现象。因此，建构理性必然有三个假设：（1）社会主体具有完全的信息；（2）可以准确的预测结果和未来；（3）在结果选择中只有“最优”，没有“更优”。从这样的假设出发，结果自然不会出乎意料了，制度设计本身也逃不脱这个嫌疑，霍尔瓦特坦率的承认他是在“做一个制度设计的尝试”，并指出“任何人都可以对他的制度提出批判”，而且认为“社会主义只是一种可能性，她不是不可以避免的”，他的这种“设计态度”是他区别于其他构建理性主义者的最大区别，多数构建理性者都顽固的坚持自己的“设计成果”，而他在设计之初就承认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并认识到了人类未来的不确定性，这又使他的观点带有明显的达尔文式的进化特征。如果我们从一种知识增量的角度看，霍尔瓦特的制度设计无疑是一种贡献，他没有强迫其他人接受他的制度，只是自己的锲而不舍的实践这这一制度，并以开诚布公的态度将她暴露给世人任其批判，或许这正是这位大师在选择了社会主义信仰却遭遇了国家主义扭曲和异化后，个人认识的一种进化吧，或许他的方法是一种进化论的建构理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