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呈新态势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07年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一年。新的一年在区域发展方面的主要任务就是，坚持落实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伴随国家宏观调控不断推进和区域政策的不断完善，我国区域协调互动机制正逐步形成，要素资源加快整合并在更大范围寻求优化配置，产业集聚化和城市群发展成为主导空间形态，传统的地区发展模式将面临严峻挑战，并可能发生质的转变。在此背景下，新的一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将呈现出一些不同以往的新态势、新格局。
　　 “又好又快”成为各地区共同的发展要求，但“四大板块”各有侧重，发达地区经济增长幅度会有所放缓。
　　近些年，随着我国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带来的消费结构升级和加入WTO后国际市场的有利环境，我国各地区都加快了发展步伐，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了两位数。据统计，2001～2005年，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板块”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2.35%、10.86%、11.12%和 10.87%.2006年1至11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9.4%、20.6%、19.3%和17.6%，比2005年的增长率分别提高了0.3、0.1、0.1和2.1个百分点。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长期经济滞后的西部地区也步入发展的快车道，其中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增速连续几年位居全国各省区第一，投资、工业、财政收入等多项指标增幅均列全国前茅。
　　然而，经济增长的质量并不乐观，高消耗、高排放状况没有根本扭转。2006年上半年，全国单位GDP能耗同比上升0.8%；化学需氧量（COD）和二氧化硫两项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程度不同地有所增加。特别是，一些地区片面追求高速度、忽视节能降耗和环境保护的倾向依然存在。中央提出“又好又快”发展的要求，无论发达的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都没有例外，这将推动各地区切实摈弃传统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真正致力于科学的发展。
　　新的一年落实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四大板块”的发展重点和路径各有不同。具体说，就是要继续推进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建设一批重点工程，着力支持科技、教育、特色产业、重点区域发展。加强东北地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支持重大装备研发制造，力争在装备制造业振兴方面取得突破。落实促进中部崛起的政策，支持中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和境外的产业转移。东部地区必须在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上率先开拓，不断推动体制机制创新，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在这种政策推动和要求下，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仍将加快，东北老工业基地在改造振兴中可能出现新的起色，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的质量会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受土地、资源、环境和技工等条件约束，经济增长的幅度将呈现回落的趋势。
　　西部大开发进入新阶段，提高人均收入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置于优先目标，特色优势产业和重点地区将加快发展。
　　实施西部大开发近7年来，国家在西部地区重点加强了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并积极推动西部科技教育和特色产业的发展，以及东西合作和社会援助活动。总体上看，进展顺利，成效明显。截至2005年底，国家在西部地区相继开工建设了70项重大基础设施工程，投资总额约1万亿元。2006年在国家宏观调控中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方针，在西部又启动了12个重点项目，涉及交通（铁路、公路、机场）、能源（煤矿、水电）、特色产业（钾肥、乙烯、氧化铝）、水利、教育卫生等领域，投资总规模1654亿元。西气东输、西电东送、青藏铁路等标志性工程提前建成并已开始产生效益。包括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天然林保护、防护林工程和京津风沙源治理等5大生态建设工程累计投资已达1220亿元，西部生态环境总体恶化趋势得到遏制，局部地区有了明显好转。“十五”时期，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6%，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5.7%.西部大开发不仅给西部地区带来了经济社会的进步，同时也有效地拉动了国内需求，对东中部地区的能源原材料保障和产品市场拓展，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稳定增长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当然，西部地区发展仍面临严峻的挑战。西部与其他地区特别是发达地区发展差距还在扩大，基础设施建设依然滞后，自我发展能力不足，“三农”和城乡就业矛盾尤为突出，改革攻坚难度大，发展观念和体制机制还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保障西部大开发的长效机制还不完善。对此，国务院原则批准通过的《西部大开发 “十一五”总体规划》，为新时期新阶段的西部大开发规划了新的发展蓝图。该规划提出了未来五年西部开发的指导思想和目标，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优势特色产业发展、资源开发、环境保护、基本公共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和西部大开发长效机制建设等方面的具体措施，为今后科学地推进西部大开发指明了新的方向、重点和路径。该规划有几个突出的特点：
　　一是在指导思想上贯彻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强调西部开发也要“坚持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突出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二是更加体现出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导向。长期以来，我们致力于缩小地区差距，但对地区差异特别是东西部差异的内涵缺乏正确界定。事实上，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经济技术基础等原因，东西部之间经济水平在相当长时期不可能追求一致。《规划》明确提出了两个差距的控制和缩小的目标：一个就是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与全国差距扩大的趋势得到遏制，另一个就是城乡居民人均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与东、中部地区的差距逐步缩小。这两个目标既符合西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也符合和谐社会的建设理念；同时，也是最能体现市场经济下国家和各级政府职能之所在。三是在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的基础上，对西部地区特色优势产业和重点开发地区进行了重点规划。这是未来西部地区经济保持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综合考虑西部地区的资源特点、产业基础、支撑条件，明确提出了重点支持六大类特色优势产业，即能源及化工、重要矿产开发及加工、特色农牧业及加工、重大装备制造、高技术产业、旅游与文化产业。在六大类产业中，除了资源类产业外，特别强调了西部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这不仅是由于西部一些地区具有发展这类产业的条件和基础（如成都、重庆、西安、兰州），更重要的在于西部经济不能总是停留在资源型产业上，必须在有条件的地方积极发展一些非资源类产业，以逐步减少经济发展对资源的依赖程度。对西部地区有可能加快发展的区域，如成渝经济区、关中经济区、环北部湾经济区，以及中心城市及城市圈、重要资源富集地区、重点边境口岸城镇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被确定为率先发展的重点，通过培育这些重点地区“增长极”，辐射带动广大周边地区的发展。此外，在支持西部大开发的政策工具运用上有不少创新之处。如采取投资补贴、贷款贴息等方式，加强对金融机构参与西部大开发的财政政策支持。投资补贴是国际上政府对落后地区实施发展援助的一种重要工具，主要是通过对投资落后地区的企业给予一定的资助，以减少由于转移投资带来的运输成本等费用的增加，这种投资补贴并不违背WTO的规则。运用得好，可以加快西部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应该说是一种有效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值得尝试的政策手段。
　　西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基于西部在保障国家生态安全方面具有特殊的重要作用，新时期的西部开发将更加重视处理好生态建设、环境保护、资源节约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积极推进重要生态功能区的形成。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划定的22个限制开发地区，西部占17个，包括三江源、四川若尔盖湿地、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区在内的这些西部地区将坚持“保护优先，适度开发”的原则。当然，对于限制和禁止开发的主体功能区，必须要研究制定与之配套的国家生态补偿机制和政策。
　　可以相信，新的一年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将继续稳步推进，中央政府及发达地区对西部开发的支持力度不会减弱。尤其是，随着我国资源环境约束的趋紧，西部地区的优势地位更加突显，特色资源优势向产业和经济优势转换的步伐在市场引导和政策扶持下将趋于加快；随着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一系列措施出台，西部地区的科技教育、卫生医疗、道路通讯和水电设施会进一步改善，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将得到增强。
　　投资“北上西进”和跨区域产业转移、重组及合作的势头强劲，区域协调互动机制形成，将促进资源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优化配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资本投资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随着经济的扩张和投资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近些年投资的空间流向呈现“北上西进”趋势，最近这种势头尤其明显。据最新统计，2006年（1至11月）与2005年相比，东部地区所占的固定资产投资份额由50.04%降为48.34%，下降1.70个百分点；而同期西部地区的投资份额由21.73%上升为22.49%，提高0.76个百分点；中部地区投资份额由18.85上升为19.27%，提高0.42个百分点；东北地区由9.38%上升为9.89%，提高了0.52个百分点。在东部沿海地区，珠三角（粤）和长三角（沪苏浙）两大经济圈的投资份额分别下降了0.90和0.89个百分点，而京津冀经济圈的投资份额则上升了0.22个百分点。
　　新的一年，投资“北上”的主要热点地区集中在环渤海地区，特别是天津滨海新区和曹妃甸工业区。随着国家推进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措施逐步到位，以及首钢搬迁新基地的一批重大项目建设，环渤海地区的钢铁、石化、煤电、装备制造、以及港口和现代物流业将获得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滨海新区以金融创新为重点的综合改革试点，都将促使这一区域成为我国新的投资热土，预计未来五年仅滨海新区的投资总额将达到1万亿元。
　　投资“西进”虽然进展较慢，总量较小，但是今后可能伴随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而呈加快之势，主要的推动力来自国家宏观调控的一系列政策导向，如对土地利用的严格控制，对节能降耗和环境保护的严格监管；同时沿海很多地区进一步发展面临着“地荒”（土地短缺）、“民工荒”（劳动成本上升）、“技工荒”（技术工人不足）等难题。从目前判断，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产业类型，大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高载能及资源型产业、以及一部分加工贸易企业。当然，东部这些产业能否顺利转移还取决于中西部地区投资软硬环境的改善，不能让交易成本吞噬了工资成本低廉所得的红利。
　　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都将有更大的推进，特别是东西部之间除了建立在互利互惠基础上的资源开发、产业技术和人才合作之外，一种新型的东西部开发区合作模式可能进入实际操作层面，它不仅可以发挥东部开发区在资金、管理、招商等方面的优势，同时也有利于解决东部开发区土地紧缺和西部开发区招商难等问题，真正实现互补、互利、共赢。通过健全全国统一市场，完善区域互动机制，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深化分工合作，我国长期行政分割的地区经济格局有望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从而促进经济资源的整合，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优化配置。
　　经济集聚化程度提高，城市群或大城市圈在区域发展中的主导力量不断增强。
　　与工业化的加速推进相伴随，我国城市化自上个世纪90年代也很快进入加速期，城市化率年平均递增1.4个百分点，2005年我国城市化水平达到43%， 2006年升至45%。有关专家预计到2012年我国城乡人口将持平，2020年全国将有6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目前农村进入城市的劳动力已经达到 1.5亿人，跨省流动劳动力90%来自中西部，82%流向东部地区，而且约有2/3农村转移劳动力进入地级以上大中城市。由于集聚经济效益的驱使，我国人口和经济活动的集中化程度还将进一步提高，尤其是向城市群或大都市圈集中的趋势增强。这一方面会形成巨大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促进了城市群和大都市圈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它也成为拉动区域经济乃至全国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都市圈占全国GDP的份额接近40%，占全国工业的份额高达46.2%，成为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和增长极。
　　新时期推进城镇化，将以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为核心，更好地带动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同时，加强对发展城市群的研究和规划，引导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根据现有发展基础和“四大板块”发展规划，我国有条件加快发展的大都市圈或城市群（带）主要有：长三角城市圈、珠三角城市圈、京津冀城市圈、辽中南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带、武汉城市圈、中原城市群、长株谭城市群、皖江城市带、成渝城市圈、关中城市带、环北部湾城市群。这些大城市圈的形成及其相互之间的分工、合作和竞争，将加快区域经济的一体化进程，并主导区域甚至全国经济的发展格局，更重要的是大城市圈将成为我国技术和制度创新的中心以及先进制造业的基地，并成为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的“本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