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商业可持续的融资

　　导语：扩大对中小企业投资，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无论从创造就业还是促进GDP增长都是非常重要的，这已经是没有争议的事实。而无论是从什么角度，哪方面来看,中国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这也是不可否认的现实。其实政府已经对此高度重视，采取了种种解决措施，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中国的中小企业的融资障碍到底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对症下药？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在中国Z-PARK国际融资论坛上采访了世界银行高级金融学家王君先生。

　　记者：王君先生，您能分析一下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主要原因吗？

　　王君：目前世界对于融资难的原因基本上有共识的，比如由于小企业贷款的规模小，因此缺乏规模经济，商业银行处理一笔小的贷款申请所需要的成本和处理一笔大的贷款成本是相似的，这就造成商业银行愿意做大客户的事实，中国的银行是这样，外国的银行也是这样。从企业角度来说，他们信息不透明，企业有三本账，一本对付税务局，一本对付政府部门，还有对付股东的等等，这说明小企业的财务报表是不正式不可靠的，商业银行依据这些财务报表做出的决策依据往往导致不良贷款的上升。还有一个往往被忽略的就是公共基础设施，现在需要政府制定的金融政策，会计制度、审计制度，合同可执行的法律框架司法制度等等。主要包括企业债务登记制度，征信体系等等，这些方面在中国目前无论是政策的讨论、理论的论述没有太大差异，但是在这些原因基础上提出的解决办法相差甚远，存在的问题很多。

　　记者：应该说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并采取了解决措施，但为什么这一问题仍旧没有得到解决？

　　企业的融资需求存在两类问题，一类是可以通过商业的办法按照市场的原则加以解决的，但是在这个领域里，中国的企业，包括城乡在内，也可以把农户考虑进去，他们融资的满足程度相当低的，还有相当的融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这一块没有得到满足的主要原因，就是零售水平上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交易成本太高。也就是大家平时经常听到的融资风险大成本高，商业银行其他金融机构还没有掌握能够克服风险大和成本高方面的障碍，他们在政府的号召下也试图做一些努力，但迄今为止可以说屡战屡败，发放贷款以后不良贷款比例很高。另外一类，代表商业上不可持续的领域，这应该是政府投资财政支持解决的。我们国家面临的挑战就是分清这两方面的性质，不要把商业可持续的融资跟需要政府通过财政补贴来解决的融资混在一起。

　　记者：那么,您认为政府的财政补贴战略是否收到了预想的效果？

　　王君：几乎每天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政策建议，建议政府加大对中小企业扶持力度，支持包括中央政府建立各种各样资助的基金，出台的政策，和省政府建立的风险投资基金鼓励基金等等。而能拿到这个资金的办法，就是起一个政治上受欢迎的名称，比如是高新技术企业，农业的利用中央政府关于支持三农政策提出一些办法。还有一种声音就是要求银行用低利率向中小企业发放贷款，这方面的政策建议是比较普遍的。再一个比较普遍的政策建议就是要建立担保机制，设立各种各样的担保公司，为中小企业获得银行贷款提供担保，其他还有建立三版、创业版等类似美国纳斯达克制度的安排，让中小企业到资本市场筹资。但这些建议迄今为止都没有真正起作用，甚至带来副作用。

　　几乎所有的政府都面临两难的选择，就是他们当期财政收入是有限的，各方面对财政资金的要求往往超过政府财力。中国存在着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安排，社会保障欠账问题，农村信用社损失补贴，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的打消等问题。从社会对于财政资金的需求来看是很值得忧虑的，在有限的财政资金上，政府面临两难的选择。用较多的补贴，给每一个目标的客户中小企业提供比较大规模的补贴，这样的结果使能够覆盖的人群被减缩，相反情况就是以很少的补贴却能够覆盖比较大的目标客户群。这样是一个各级政府都面对的现实。当我们要求政府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的时候，首先应该想到这个问题。这样引起往往政府的补贴不但达不到目标客户群，而且要支持扶持的企业拿不到。这些补贴都是低于市场的价格，这种贷款有吸引力的，能拿到这些贷款往往有关系。从公共政策来说，这种做法和政策的初衷背道而驰的。

　　从农村来看，中央政府每年拿出100亿~150亿扶贫贷款，由财政部补贴，以低于市场利率的贷款提供，很多农民都没听过这种贷款，这样的结果反而扩大贫富差距，和中央政府政策目标南辕北辙的。这些补贴性的贷款发放过程当中往往会弱化信贷纪律，对发放贷款的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等等都会造成不良影响。

　　记者：既然补贴存在这种问题，那么，您觉得信用担保机制如何呢？

　　王君：在中国，人们认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的出路就是要建立信用担保机制。但是信用担保是需要从两方面分析的，是不是能够真正解决问题并不确定。当然担保确实有一些优势，比如作为抵押替代物，当中小企业没有土地厂房设备做抵押的时候，如果能够找到第三方担保可以是一种替代，而且从贷款人角度来讲，有了担保公司提供担保可以降低商业银行信贷风险，有利于鼓励商业银行发放本来不发放的贷款。担保公司帮助银行做信贷分析，多一方面监督，有助于克服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从这些方面来看，担保公司有存在的价值。

　　但是，担保机制本身也存在很多问题，一个根本的问题，银行都解决不了的问题，担保公司怎么就有能力解决？还有担保公司自身治理的问题，比如政府安排退休老干部担任领导者，他们公司治理并不比银行好。这样就有一个问题，担保机制是不是在一个国家里增加贷款供给总量，如果不能增加宏观上来讲担保机制没有效果的。是否贷款总量增加是很难衡量的，在过去十多年里中国有将近3000家由政府建立的担保公司，实际运作来看不是太好，不到一半担保公司是真正从事担保业务的，很多担保公司从事该业务是为了获得准金融牌照。我的观察在未来几年里，中国担保领域还是存在很大风险，因为现在势头比较猛。在金融管制严格的情况下，担保公司被很多人看成从事准金融业务，贷偿率不是太高，潜在的贷偿率会很快上升的。此外担保公司会弱化信贷约束，加剧道德风险。另外2003年中小企业促进法发布以后，有关部门在大力促进国家中央政府一级建立再担保机制，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由各个省搞砸的担保公司风险如何转嫁中央政府，把这风险集中在中央政府。总之在这个领域有很多问题需要思考，因此，不能把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简单推给担保机制，担保机制在中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记者：既然如此，那么抵押贷款是否可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的风险问题呢？

　　王君：不错，抵押也是很多人看重的渠道，尤其商业银行最看重抵押。在中国，65%以上贷款都是有抵押或担保的，对小企业来说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解的方法。因为抵押客观上把商业银行变成了当铺，而且过渡要求抵押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因为需要银行贷款的中小企业往往没有银行要求的标准化抵押物。中国的担保法对于抵押和担保的规定过于严格，有过度依靠抵押和担保的倾向。但是这并没有使中国银行资产更加安全，不良贷款居高不下。主要原因银行要求传统抵押物听起来有效，但是实际上没有真正效果。事情就结束了，明年后年中小企业资金来源又没有了，不具有可持续性，而且对财政有非常严重的依赖。第二个就是覆盖面，可能有连续的资金提供，但是得到实惠的企业目标客户群非常少也是没有意义的。

　　从企业类型来看，企业在不同成长阶段不同类型融资来源是不一样的。在金字塔最底端是规模小历史短的企业，他们融资来源非常有限的，主要靠内源融资。一开始创业主要靠亲戚朋友靠家人靠父母，但是过了一定的期限，比如有的一年，有的是三年，比较稳定的时候，融资来源也随之扩大，这时候可能获得来自资本市场、银行融资来源的资金。但如果到了金字塔顶端，融资问题困难相对小了，比如中国的企业海尔，就没有融资困难。看金字塔对中小企业融资有一个结构性概念，不会笼统谈融资问题，会以为建立创业版，以为在资本市场上筹资，发行股票、债券是解决的办法。

　　事实上在金字塔底端的中小企业没有进入资本市场的条件，所以有必要对企业的规模加以划分，这在过去一年中在中国决策部门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大家如果注意会发现，银监会在7月份发布小企业融资指导意见，以及中央领导谈这些问题的时候都强调企业的规模，企业如何划分，各个国家划分办法不一样的，中国在八十年代以前按照行政级别，比如县级以上的国有企业等等，后来中小企业促进法发布以后，重新划分了中小企业的定义，根据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做划分，大致从国际来看，根据员工的数目，资产的规模和年销售额，按照世界定义，微型、小型、中型，微型小型10~50员工，年销售额如总资产100万欧元左右，在欧盟体系里除了这几项指标之外，还有对企业控制全的判断。

　　实际上商业银行发放贷款的时候不一定要看企业的员工有多少。这样就有一个中小企业融资的性质如何认识，就是他们信息的特征。企业的信息无非两方面，一个硬信息，一个软信息。所谓硬信息是指可以通过财务报表反映出来的信息，所谓软信息就是无法标准化，无法通过正常渠道收集并且分析传递的信息，从这个角度来看，大的企业信息往往比较硬的，越是往中小企业低端走，小型和微型的企业，他们信息往往软信息占主导地位。根据信息的特征来看就有相应的融资方式，比如在发达国家，对大型的跨国集团、大企业财务报表比较可靠，商业银行可以根据财务报表提供信息做出决策的。甚至小企业如果有征信制度，也可以用信贷打分法。还有根据资产的状况，比如抵押物等等决定授信，非银行的办法就不一一阐述了，比如保理、赊销是大量发生的，还有租赁，在中国有典当行等等。所有这些贷款授信方法都受到外界环境的限制，比如硬信息。

　　小企业尤其微型企业他们信息都是软信息，不可以通过财务报表获得的。解决这类企业融资问题，必须把企业信息内部化，不能在他们提供信息基础上做计算做决策。需要信贷员上门查询通过规范的办法获得不了的信息，包括借款人的品格，以往的历史，在市场上的信用等等问题，可以笼统作为以关系为基础的处理软信息的贷款方法，这方法显然具有劳动密集型的特征。我们在中国的商业银行，比如成都，一个银行的支行200员工，里面不到10个信贷员，显然在应该投资的领域过于节省了。

　　总体来看在中国有这样的争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争论。从大量的数据来看，银行的贷款仍然是企业融资的主要来源，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有必要对银行融资方面存在的问题加以证实，不能回避这个问题。通过发展资本市场解决融资问题，即便资本市场发达的地方，美国、英国、德国，还有一些其他的发展国家，阿根廷、马来西亚，银行融资仍然占主导地位，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

　　记者：如果由商业银行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其成本-利润的关系应该如何处理？

　　王君：由于是劳动密集型的，商业银行做小企业的贷款，需要投放的成本和处理大笔大额贷款是没有太大差异。但是这样一来需要利率就要上升，这样情况下靠政府部门呼吁要求商业银行加大对中小企业贷款力度显然不适合的，等于要求他们自杀，一两次有可能，长期这么做，没有任何一家银行又能做又可以持续经营。在这样情况下贷款利率成为中小企业融资尤其微小企业融资的关键因素。

　　去年11月29号中央银行放宽利率之前是没有解决办法，中央银行取消这个以后，去除了根本限制，但是中国商业银行很少利用，为什么？一个原因是人们普遍认为弱小的中小企业、微小企业、农户没有能力承担高利率。另外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民间贷款利率是不是受保护，界定在中央基准利率的四倍，普遍认为超过四倍就是高利贷。这其实很不利的，对于微型的企业来说20%年利率贷款很难发放的，要解决这个问题要在贷款上采取更加灵活的做法。我们在几个场合反复呼吁这事情，如果把某一个水平的利率设定为高利贷标准，等于你把某些企业融资权利剥夺了，因为低于一定水平的利率，商业银行就不会贷款，这些企业其实有能力承担较高利率的，因为从来没有获得正规渠道贷款的企业，他们边际投资回报率往往高于大的企业。小的微型企业贷款的空间其实可以很大的，根据东欧和中亚一些国家经验，这些利差可以高13-16个百分点，只有这样商业银行才有可能盈利，并且愿意做这事情。

　　记者：王君先生，您认为如何做才能促使中国的商业银行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有力支撑？

　　王君：中国的商业银行目前都是在追逐大的客户，某些商业银行也说做中小企业贷款，实际上低于1千万元的贷款都不在他范围之内。现在看特别贫困的农村地区有政府呼吁，有非政府组织提供，高的企业有商业银行追逐，真正就是微小企业，中国商业银行都不愿意这么做，理由就是大银行这么做就会亏损。但是在东欧和中亚20多个国家，商业银行成功从高端到低端做，已经成功做了这事情，要想实现这一点，就要适度提高竞争，通过竞争的力量推。仅仅这样做还是不够的，如果缺乏正确的贷款技术和方法，只能是贷一笔砸一笔，这种技术方法中国目前不具备，但也不是高深的。但是如果一些基本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几乎可以注定发放这贷款一定会失败。所以政府部门做了大政方针后，应该不要勉强商业银行做不到的事情，应该引进这方面核心的贷款技术，世界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合作，争取未来的五年，在中国推广这样信贷技术，这技术已经在东欧和中亚等地证明是成功的。

　　最后谈一下政府作用的问题，有一系列事情需要满足，审计、税收、企业债务登记和征信问题。没有这些制度就好像在一个非常坎坷的路上开一辆凯迪拉克，车很好但是不可能开很快。很多人融到资，受不起那个罪，30个审批，20个公章，街道的证明，很多人不愿意借这贷款，扩大了成本。综合起来看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要进行综合性改革，包括理念要更新观念，摒弃原来错误的认识，而且商业可持续原则是绕不开的，政府没有无限财政资金可以补贴。